北洋大时代道德篇（一百一十三）：厚德以积福，逸心以补劳，修道以解厄。

民国年间，巴蜀之地众所周知的状态是“军阀混战”，平均每两个月就要打上一场。毕竟从民初直到民国二十四年，四川境内发生的有记载的大小规模的混战，不下于四百次。此外，夹杂着的点缀是“袍哥横行，土匪猖獗”。所以川系军阀一直示人的形象是“江湖压倒庙堂”，而土匪与袍哥，也成为川系军阀的两大软肋。土匪自清朝末年，就一直是困扰着四川庙堂中枢的问题之一。北洋时期巴蜀地区的土匪之势头，更是风起云涌，遍布全省各地，几成燎原之势，以至于有人发出“今日四乡之地滩路之间，何地无匪，何时无匪，无一家一户能得一夜安眠，行人无一天一地能得安全”的感叹。

但是土匪的势大，确实达到可以攻城掠地的地步。民国十二年，沪州县城遭到土匪“七进七出”，这些本该如过街老鼠的绿林悍匪，如入无人之境，就连川系军阀驻防的要地成都，也有土匪活动，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要从四川的“防区制”开拓者罗佩金说起，此人是“西南王”唐继尧“弱川强滇”之策的马前卒。民国七年，川系军阀熊克武主川之后，因本身实力不足以掌控全局，遂命令各军驻防原地不动“就防划响”，这样防区制就变得具体化，且此例一开，各军便在自己的防区内“就地筹饷”，防区之间俨然敌人，空白地带也就成了土匪的庇护所。

其后，军阀之间混战自顾不暇，有时一县或数县守备队，总共只有一二十杆烂枪，如此单薄的力量是根本无法与土匪抗衡。混战也为土匪提供了武器弹药和人员的补充，战争之后“溃军过境，疲敝之兵，多伙聚于匪以安身，所荷枪弹亦皆接济于匪”，土匪也就出现剿不完的境况。与土匪这一不得不面对的软肋相比，袍哥则是川系军阀的相爱相恨的对象。武昌起义之后，四川都督尹昌衡想利用已经兴起袍哥帮会，作为自己的宦海支柱。他在成都公开成立“总公口”，自任为“总舵把子”。各式宦海机构都挂出公口的招牌，还通令各地袍哥“瓢把子”率领兄弟到成都点验成军，在这种状况下，袍哥的人数迅速扩充。

最终，随着川系军阀的壮大，曾经发动起来的袍哥组织，就想一脚踢开，称其应该“功成不受赏，长揖归田庐”。接着就裁撤一些“舵把子”的职务，不服从者，则加以剪除，而对于广大袍哥成员，则听之任之。这些有“浑水”和“清水”之分的袍哥，自然不会轻易就范，于是就出现了另一种局面，如川系军阀中的后起之秀刘文辉、邓锡侯等人麾下的守卫人员，几乎大半都是袍界中人，两人的副官长都是“码头哥弟”。袍哥几乎包揽了全川的巡防之职位，在一些机构中，甚至从头目到一般成员全是袍哥，外人根本无法染指。在川系军阀的人马中，如川军第二十四军，一些团长和营长是袍哥中的“大爷”，全团或者全营的人马都是袍哥，这样的人马让一般的军阀首领也无法驾驭，达到一种比不上袍哥舵把子威望的地步，这些裁不掉的袍哥，也算是川系军阀的自食苦果。

参考资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菜根谭》、《民国川省土匪、袍哥和军阀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