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战败到庚子事变结束这一时期，袁世凯由浙江温处道候补升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与他这一时期的政治形象有莫大关系。这一时期，随着官位和权力的提升，他的政治作为越来越多，其才能和政治风格渐为世人所知，其所受的关注和评议也日益繁盛。他的干才与维新开明的理念在没落的清廷中使人耳目一新，为统治者和世人所重，而他善于钻营、拥兵自重和反复无常的政治品性也让其饱受猜忌和垢病。

面对这一时期内忧外患、国事乏人的历史机遇，袁世凯准确把握住了形势，通过一系列的事功展示出自己的忠心和才干，树立了军政双全、精通洋务又忠心耿耿的干才形象，同时又妥善化解了负面形象对自身仕途的不利影响。庚子事变后，袁世凯不仅获得满清贵族的庇佑，而且获得最高统治者的宠信。他的政治长才和军事实力也助其在当时的权贵疆臣中脱颖而出，终于在李鸿章之后成为清朝极其倚重的柱石人物。

袁世凯是继李鸿章之后晚清官场最耀眼的汉族疆臣，他的整体形象当时己有定论。袁世凯是治世之能臣这一点能够得到多数人的共识，同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风格也多为人所垢病。《民国轶事》中记载袁世凯曾对人说“天下无难事，唯有金钱自能达到目的耳。是以袁一生处政海潮流中，事事能著先鞭者，固由于手段敏活，其大半亦依赖黄金势力也。”

袁世凯与曾国藩、李鸿章相比，在事功上可能要超过他们，但在整体的历史作用上却不能和二者比肩。梁启超曾比较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三人的形象和做事手段，说曾尚道德节操，李退为以功名治事，至袁则更退为以利害牢笼人才，每况愈下。他说：

“我们一回头看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也坏极了，他们一面自己严厉的约束自己，不跟恶社会跑，……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扩充下去，渐次声应气求，扩充到一般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种风气……继曾文正公者是李文忠公，他就根本不用曾、胡、江、罗诸人的道德改造政策，而换了他的功利改造政策……他专奖励一班只有才能不讲道德的人物。继他而起的是袁项城，那就变本加厉，明日张胆的专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作他的爪牙，天下事就大糟而特糟了。李文忠公功名之土，以功名为本位，比较以富贵为本位的人还算好些……袁项城就以富贵为本位了。当年曾、胡、江、罗以道德、气节、廉耻为提倡的成绩，遂消灭无遗。”

从梁启超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袁世凯并不顾及传统士人的道德操守，而是一切以功名利禄为宗旨。近人也认为“世凯者，恃权冒利之人也。且挟其恃权冒利之心以衡天下，以为信义廉耻者皆迂儒肤阔语，诅足信法?”他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确实不足以百世流芳。

袁世凯也自知自身的形象比不了李鸿章，更比不上曾国藩。他在李鸿章逝世后，曾经评价“所赖以砒柱中流，维持朝政者，只有李爵相一人而己”，又在给次子袁克文的家书中推崇曾国藩“曾文正为中兴第一名臣，出将人相，功业高出我万倍”。这显示出他的自知之明和他不同于曾、李的人生追求。

这就说明，袁世凯虽在清末风云际会乘时而起，后来终结清朝，肇开民国，却又逆势称帝，并未对历史的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

但是在这一时期，袁世凯并非是一个志于清高角色和道德楷模的人物，而是汲汲于钻营趋奉，以政治上的进取为行动的旨归。他对自己的形象维护和经营的目的不是为了移风易俗，变化人心，而是为了政治晋升和仕途顺畅。因此，这一时期他的形象是一个精明干练并积极钻营的政客，他的形象和他为树立自身形象的所作所为是符合他的政治目的的。梁启超称其为“有术无学”诚然不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