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战败到庚子事变结束这一时期,袁世凯由浙江温处道候补升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与他这一时期的政治形象有莫大关系。这一时期,随着官位和权力的提升,他的政治作为越来越多,其才能和政治风格渐为世人所知,其所受的关注和评议也日益繁盛。他的干才与维新开明的理念在没落的清廷中使人耳目一新,为统治者和世人所重,而他善于钻营、拥兵自重和反复无常的政治品性也让其饱受猜忌和垢病。
面对这一时期内忧外患、国事乏人的历史机遇,袁世凯准确把握住了形势,通过一系列的事功展示出自己的忠心和才干,树立了军政双全、精通洋务又忠心耿耿的干才形象,同时又妥善化解了负面形象对自身仕途的不利影响。庚子事变后,袁世凯不仅获得满清贵族的庇佑,而且获得最高统治者的宠信。他的政治长才和军事实力也助其在当时的权贵疆臣中脱颖而出,终于在李鸿章之后成为清朝极其倚重的柱石人物。
袁世凯是继李鸿章之后晚清官场最耀眼的汉族疆臣,他的整体形象当时己有定论。袁世凯是治世之能臣这一点能够得到多数人的共识,同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风格也多为人所垢病。《民国轶事》中记载袁世凯曾对人说“天下无难事,唯有金钱自能达到目的耳。是以袁一生处政海潮流中,事事能著先鞭者,固由于手段敏活,其大半亦依赖黄金势力也。”
袁世凯与曾国藩、李鸿章相比,在事功上可能要超过他们,但在整体的历史作用上却不能和二者比肩。梁启超曾比较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三人的形象和做事手段,说曾尚道德节操,李退为以功名治事,至袁则更退为以利害牢笼人才,每况愈下。他说:
“我们一回头看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也坏极了,他们一面自己严厉的约束自己,不跟恶社会跑,……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扩充下去,渐次声应气求,扩充到一般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种风气……继曾文正公者是李文忠公,他就根本不用曾、胡、江、罗诸人的道德改造政策,而换了他的功利改造政策……他专奖励一班只有才能不讲道德的人物。继他而起的是袁项城,那就变本加厉,明日张胆的专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作他的爪牙,天下事就大糟而特糟了。李文忠公功名之土,以功名为本位,比较以富贵为本位的人还算好些……袁项城就以富贵为本位了。当年曾、胡、江、罗以道德、气节、廉耻为提倡的成绩,遂消灭无遗。”
从梁启超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袁世凯并不顾及传统士人的道德操守,而是一切以功名利禄为宗旨。近人也认为“世凯者,恃权冒利之人也。且挟其恃权冒利之心以衡天下,以为信义廉耻者皆迂儒肤阔语,诅足信法?”他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确实不足以百世流芳。
袁世凯也自知自身的形象比不了李鸿章,更比不上曾国藩。他在李鸿章逝世后,曾经评价“所赖以砒柱中流,维持朝政者,只有李爵相一人而己”,又在给次子袁克文的家书中推崇曾国藩“曾文正为中兴第一名臣,出将人相,功业高出我万倍”。这显示出他的自知之明和他不同于曾、李的人生追求。
这就说明,袁世凯虽在清末风云际会乘时而起,后来终结清朝,肇开民国,却又逆势称帝,并未对历史的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
但是在这一时期,袁世凯并非是一个志于清高角色和道德楷模的人物,而是汲汲于钻营趋奉,以政治上的进取为行动的旨归。他对自己的形象维护和经营的目的不是为了移风易俗,变化人心,而是为了政治晋升和仕途顺畅。因此,这一时期他的形象是一个精明干练并积极钻营的政客,他的形象和他为树立自身形象的所作所为是符合他的政治目的的。梁启超称其为“有术无学”诚然不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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