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是将罪犯放逐到边远地区进行惩罚的一种刑罚。它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将已定刑的人押解到荒僻或远离乡土的地方，以对案犯进行惩治，并以此维护社会和统治秩序。在我国起源很早，并且沿用历史悠久，从远古流放之刑出现，到清末被废除，历经了几千年。

中国古代官员遭遇贬斥的现象稀松平常，其中尤以那些文人官员更为甚之。

据考证，自汉武开疆、海南归化中原之后，中央王朝就陆续将官员贬谪到海南作为一种惩戒，其延续时间之长、人数之多、级别之高，在中华大地上恐无出其右者，仅《海南历代贬官研究》一书就收录贬官189人。苏轼、李德裕、韦执谊、李纲、司马光……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份清单来。这些贬官大都博学多才，爱好风雅，他们在海南倡导崇文重教，兴办书院，开启民智，留下了不少诸如孔庙之类的文化遗存。

统治者不忍对犯人进行刑罚，便将他们放逐到边远地区，从而达到惩罚的效果，算是“仁慈”施政了。

中国古代有三个最出名的流放之地，一个比一个凄苦。它们是西北边疆、岭南地区、东北宁古塔。

西北边疆，包括河西走廊、河套平原等地区，这里与北方游牧民族接壤，自然环境极为恶劣，自秦汉以来，就是统治者流放犯人的绝佳场所。

在秦始皇时期，大将蒙恬率领军队征伐匈奴，在高阙、阴山、北假中一带“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也就是说，将大批犯人流放到西北边疆屯垦开荒。

在汉朝时期，继续将大批犯人和他们的家属一起，流放到河套地区、河西走廊、青海东部以及新疆中部。

直至清朝末期，著名的主战派大臣林则徐，作为替罪羊，被道光帝追究广州战败的责任，流放到新疆。

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从伊犁到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万里”，实地勘察了南疆八个城，加深了对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林则徐所译资料中发现沙俄对中国的威胁，促成了他抗英防俄的国防思想，成为近代“防塞论”的先驱。于是他明确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屯田耕战”，有备无患。他还领导群众兴修水利，推广坎儿井和纺车，人们为纪念他的业绩，称为“林公井”“林公车”。林则徐根据自己多年在新疆的考察，结合当时沙俄胁迫清廷开放伊犁，指出沙俄威胁的严重性，临终时曾大声疾呼，告诫国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 果不其然，六十余年之后，数百万领土已被蚕食鲸吞，历史证明了林则徐是正确的！

自隋唐、两宋以来，统治者常将“烟瘴之地”的岭南地区，作为流放犯人的场所。

古代所谓岭南地区，大致相当于现在广东、广西、海南全境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虽然现在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已经成为中国最富裕、最发达、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可在古代，这里尚未开发，属于“蛮荒烟瘴之地”。

唐宋许多大文豪都有被流放到岭南的经历。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因为劝谏唐宪宗奉迎佛骨，被贬官流放到潮州，途中写下脍炙人口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中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宋朝大文豪苏轼则多次被流放到岭南一带，最远处到了海南岛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苏轼“既来之则安之”，把儋州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

电视剧《雍正王朝》中，雍正皇帝经常在发怒时对人说这样一句话：“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听到这话的人无不恐惧得胆颤心惊。

宁古塔位于东北，具体位置在今天黑龙江牡丹江市海林市。在清朝时期，这里还是一片荒凉，冰封雪地，几乎寸草不生。清朝统治者将犯人流放到这里进行劳动改造，以表示最严厉的惩罚。

曾经被流放到这里的官员方拱乾说:“人说黄泉路，若到了宁古塔，便有十个黄泉也不怕了。”说明宁古塔比黄泉还可怕。

雍正皇帝所说的“与披甲人为奴”，是什么意思呢?是说犯人举家流放到宁古塔后，全家都给镇守边疆的军人当奴隶。男的日夜耕作，女的则难免被披甲人侵占侮辱。他们生育的后代，生子代代为奴，生女世世为娼，真是世世代代都沦为贱民。

所以，当时的官员和文人，听到“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后，最好的做法就是杀死妻女，然后自杀。

古代的中国，是一个繁荣的农业文明国家，大多数人被束缚在土地上，安土重迁。人们普遍强调家族主义，子多福多。儿孙满堂，四世同堂，成为多数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在这样的环境中，无论是谁，一旦遭受到流放的刑罚，一定被认为是一件极为不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