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政治腐败，农村破产，压迫剥削日益加重，陕西又逢旱灾，人民无法生活。

公元1628年，崇祯皇帝即位，他继承的大明政权是一个气数将尽、腐朽衰败的烂摊子。国土北方有皇太极努尔哈赤率领的满族大军虎视眈眈，边患不断;内地则天灾频频，盗匪蜂起，肆虐大半个中国。明朝最后一个皇帝面临的局面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

陕西、山西、河南大旱，连年荒歉使饥民相继为盗，从者十之有七。首先起事的有王小六、姬三儿、王嘉胤、黄虎、一丈青、小红狼、掠地虎、闯王、刘六等，名目甚多。张献忠和李自成初投王嘉胤，后与闯王高迎祥并为一股，攻略陕西、河南一带。公元1633年，闯王高迎祥与活动在川东北一带的摇天动、黄龙合作，率部由巫山水道入夔府。第一次入川，破大昌、巫山、云阳、巴州。石柱县女土官秦良玉带兵阻击，打散农民军主力。张献忠回窜陕西，集合残部，新募流民据十八寨，已自成气候。

张献忠与李自成同为延安人且同岁，虽都是拉杆子起队伍造反，但绝不同志。其间利害纠缠、合纵连横自是题中之义，属革命队伍中的“内部矛盾”。只是有一次李自成进攻四川，在梓潼被洪承畴打败，几乎全军覆没，“孑身入楚，依献忠，献忠纵杀之。”(《蜀龟鉴》)李自成星夜逃出，才保住性命。但他们二人的造反事业有一点倒是共同的，那便是血腥残酷的扰民害民远远大于“动摇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的作用。后人都说“张献忠剿四川”，实际上李自成也几进几出四川。张、李二人祸蜀，轮番为患，只不过张献忠为害更烈罢了。

公元1634年，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联合各路大小农民军由楚入蜀，陷夔府、剑州，又屠巴州及通江、开县等地。巡抚刘汉儒、总兵张尔奇带领官兵阻击，将其撵回陕西。张、李流窜于陕南一带。公元1635年，李自成从车厢峡被困逃脱之后，纠结罗汝才、老回回、摇黄等十三家会于荥阳，称“十三家支党”。专在四川巴山、湖北、安徽、江西一带为患。

几百年来，张献忠这个名字似乎就和“杀人”“暴虐”这些词完成捆绑了。一提到张献忠，人们脑海中浮现的，恐怕就是他举起屠刀杀人的场面吧。说起张献忠暴行，是足以让人很得咬牙切齿的。此人不但杀男人，也杀妇孺；不但杀敌人，也杀自己的部下；不但用刀子杀，还变着花样儿杀。

由于旱灾粮食短缺，大西军时常饥不果腹，张献忠的军队每到一处，都会强占大量妇女和少女，稍有姿色的充当营妓，其余的则杀死后进行腌渍，以充作军粮。

对于张献忠动则杀人的变态行径，历来有众多解释。

其一，报复说。据野史记载，张献忠少年时曾随父亲到四川内江卖枣，一次他们将驮枣的驴子系在富绅门坊旁，不料驴粪弄脏了石坊，被那户人家破口大骂。他们鞭打张献忠的父亲，还命令他们用手清理掉驴粪。

此事在张献忠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曾发下誓言：“我复来时，尽杀尔等，方泄我恨！”

其二，嫉妒说。也有研究称，张献忠的暴行源于跟李自成争夺天下失败，心态失衡，激起无限杀戮。鲁迅先生也持这种看法，即张献忠想动摇李自成的帝位，他认为杀光老百姓，就谁也当不成皇帝了。

其三，栽赃说。当代不少学者主张，清史所记载的张献忠屠川乃清朝刻意污蔑丑化，实乃满清所为。事实上，除了清史之外，诸多野史及西方传教士的《圣教入川记》都可以佐证这一事实。至于杀人数量上是否刻意夸大就难以论断了。

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农民军的重要领袖。在明末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农民起农民军中，他领导的队伍卓有战绩，称雄一方，是推翻以崇侦帝为首的朱明王朝统治的重要方面军，也是李自成大败后重整旅鼓的重要借助和支持力量。他骁勇刚毅，慓悍顽强，又多谋善战，机诈幽默。他的起义，反映了革命农民的利益，而他的生活道路，又有明显的农民阶级的缺点和局限性。封建文人与资产阶级学者，将他描绘为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嗜杀成性的神经病狂。解放后史学界发掘了很多为张献忠辨诬的材料，逐步还原了他的真实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