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天宝年间，杂文开始专用诗赋，＂诗赋取士＂于这一时期正式形成。与唐太宗相同，唐玄宗本人对文学也是比较热爱，除了《全唐诗》中收录的诗歌之外唐玄宗重用文学之士、唐代诗歌在玄宗时由初唐转入盛唐，送些都与玄宗的重视与喜爱分不开的。对于＂诗赋取士＂在唐玄宗时期正式形成的原因，学界也有研究。

麦大维从知识分子与皇帝之间关系的角度分析，认为到玄宗时期，文学创作本身的技巧得到重视，由于玄宗本人特别喜欢写法令和官方文件，因此文人受到重视，并且由文人担任科举考官权力逐步增大，从而促进了科举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吴宗国认为，到玄宗时期以文取士能够继续存在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分别是：民间看重文学已成了风气、文人仍为统治者所需要、当权者在选举中有意将文学与政治相分离。张景平认为玄宗时期重视文学是因为从太宗那里继承了重视经典与学术的传统。

笔者认为，玄宗时期＂诗赋取士＂能够正式形成，除了上述原因么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的需要。杂文专用诗赋是在天宝年间，此时唐代走过了开元盛世，国家有较充足的发展。高祖、太宗时期国家面临的是百废待兴的局面，并且又有比较严重的边患问题，内忧外患，使得此时的统治者更加关注的是如何使得国家迅速走出困境，因此在人才的选拔上可能更加关注的是能够迅速为自己所用的。到玄宗开元盛世前后，国家的经济己经获得发展，此时的统治者更加注重如何保持政局的稳定，在＂诗赋取士＂正式形成之前，唐玄宗已经有加强思想控制的意图。

开元二十四年（７３６），身为考功员外郎的李昂受到举子的诋诃，朝廷以为吏部员外郎的官品太低，因此将科举归为礼部侍郎掌管。这一变化似乎有违常理，朝廷选拔官员历来是由吏部掌管，而礼部的职责是管理国家文化、宗教类的事务，如果吏部员外郎官品太低，则可以让吏部侍郎来掌管，不必巧为礼部，此变化之后必然有更为深层的原因。王志东对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科举变革进行分析，认为国家此举是刻意将选人制度独立，从而使科举变成了单纯的学问名誉制度。

唐雯也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到玄宗时期科举也出现了一个从实到虚的变化，国家选拔官员注重的已不再是其实际作为和政治能力，转而更关注文化层面，使得选拔官员的部口逐渐承载文化责任，这样的转变之后吏部再掌管贡举显然不合适。闫廷亮认为此时朝廷＂干谒＂的风气过于浓重，往往一些品级比较高的官员干预科举，吏部员外郎难以应付此事，因此将贡举的事务转为礼部侍郎专管，提高主考官的地位，使其能更好的应对各方面的压力。

从送些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贡举归礼部掌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但更深层的原因还出于加强皇权的目的，同时也有加强思想控制的倾向。吏部掌管贡举及官员的给选，国家官员的选拔基本由吏部掌管，这样就导致吏部的权力过大。从唐玄宗对辅佐其登上皇位的功臣处置及开元年间多次更换宰相来看，玄宗对大臣是有防备的，并且尽量让宰相之间相互制衡，避免一方权力过大。因此，对于吏部权限过大，必然要采取措施，李昂事件不过是导火索，实则是玄宗欲加强皇权的目的。

天宝年间，杂文之专用诗赋，也体现出玄宗加强思想控制的目的。诗赋作为进士科考试内容，其题目多为对一些物的赞美，并且限定韵脚，送就要求应试者挖空也思堆砌辞藻，这种做法有意无意间限定着应试者思想与内容的取向。并且贡举归于礼部之后，科举选拔出的官员逐渐偏向文学，文学与政治逐渐分离。

政局的变化对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直接产生影响，高宗时期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对科举制进行改革，从而选拔出为统治者所用之人；唐玄宗时期，经济的发展使得统治者更加注重思想控制，诗赋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