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明、清交替时期的战乱与动荡之后，清朝的统治从康熙中期开始走向稳定，社会经济也逐渐繁荣,汉族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已经普遍接受满族政权取代明王朝统治这一无法更改的现实,开始与新政权合作并纷纷争取加人其中。清代前期,顺治和康熙两位皇帝对文化艺术事业都极为关心，特别是康熙帝，不仅组织编纂了多部大型图书，还在正常的科举考试以外另开辟了博学鸿词科对清代前期的文化恢复和重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不可忽视的是康熙帝本人对书法的喜好和取舍，也直接影响了清代前期的书法风气。固然，董其昌在明朝末年的显赫声望和地位，使得其书风在清初已发展成流行书体，这在以其家乡上海松江为中心的江、浙带尤为普遍。但康熙帝本人对董书的酷爱以及他所称赏和宠用的都是学董而能神似的书家。这一事实，也使那些想在仕途上有所收获的土子和官僚们不得不投其所好，遂使董其昌书风和学董之势在整个康熙一朝兴盛不衰 。

董其昌的书法在康熙时极受推崇，人们竞相收藏，价格甚昂贵，故亦多有赝品流传。当时官员常常以董字进呈皇帝，借此邀宠，以致乾隆帝不得不请出善学董其昌的陈邦彦来辨认内府的收藏品。民间更有做假董字的人以此为荣。

清代前期的书法重心在江、浙带。这里是宋代以来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因而文化风气深厚，人文荟萃。元，明以来，最著名的书法家多数来自这一地区康熙朝的崇董风气，也以江浙地区最为明显。据记载，当时这一带的名门望族中，董其昌所题写的麻额比比皆是,更有一些书香门第搜集董书摹刻成帖，以为子弟学书范本，且广为流传。因此,尽管有些书家并非一生完全模仿董书的面貌，但幼年习书时从董人手以及长期受董氏审美趣味熏陶的结果，仍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落人其束缚之中。尤其是对董氏书学理论和审美取向的认同和继承，使得这些书家不管临习何种风格的碑帖，都会将其纳人到已有的董氏书风套路内，从而无法彻底摆脱董氏樊篱，形成真正的新风格。

清和秀美的景色与富裕闲适的生活,使这里的文人士大夫从内心深处向往那种雍容典雅、潇洒飘逸的审美境界。这种审美倾向在朱代以后便成为江南文人的整体气质特征，而董其昌的书法风格也是在这种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只不过更典型、更具有代表性罢了。如果从地域文化特征来看，可以说,许多书法家对董书风格的认同和仿效，表面，上看是有董书的普遍影响和时代风气的熏陶，但其深层的动力,则是来源于这种风格与其自身精神气质的契合。

在康熙年间董书盛行之际，已经有一些 书家认识到董书的靡弱和学董的单一,并开始寻求新的风格途径了。即使是学董出身的书家中，也有人对董其昌的风格或举世崇董的现状不无微词：他们所寻求的新途径，主要是沿着董书的风格来历上溯其本源。

鉴于董其昌书法风格的形成得益于宋代米芾为多，清代前期取法米芾的情况在书家中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笪重光、陈奕禧、汪士铉、杨宾以及稍后的王澍等人均在学习米书方面下过功夫。然而由于当时风气的笼罩和眼界的局限，他们终究没有实现彻底超越董书的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