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叫醒中国，他自称“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他精通八国语言，曾经是李鸿章的幕僚，从政十年无朝廷官职。

他受蔡元培所邀，在自家客厅教了24名学生，这些学生中有黄炎培、李叔同、胡敦复、邵力子……

他以一已之力，倾尽一生，耗尽自己所有的家产，创办了震旦学院和复旦大学；参与了著名学府“辅仁大学”的筹建，还曾临时担任过北大校长。

他的百岁大寿，当时全国各大城市都为老人举行祝寿活动，国民政府郑重其事的给他褒奖令，称赞他为“爱国老人”。

他至死不知身是客，客死越南。

他就是马相伯。

1840年4月7日，马相伯出生于一个天主教世家。他在家中排“建”字辈，取名为建常，字相伯，后半生以字行，所以人皆知马相伯而不知马建常。

马相伯一生的传奇，始于1851年，12岁的他瞒着家人，带着悄悄积攒下来的钱离开家乡江苏丹徒，一个人走了11天，进入法国天主教会开办的徐汇公学读书。

徐汇公学为耶稣会培养神职人员，所涉及的训练内容除了神学外，还有语言、人文和科学等7科。少年马相伯在语言、数学、天文等学科上，展露出过人的才华。他精通8国文字，尤其擅长演讲。14岁时，马相伯已经在学校担任助教职位，大概在17岁的时候，他在徐汇公学里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有一次，法租界的一个总董听说有马相伯这么一个精通法文的中国人，于是就想让他去法租界做事，马相伯婉言拒绝道：“我学法文是为中国用，而不是为法国人用。”何等风骨，令人钦佩。他的一生可以用“爱国”两个字来概括，但是爱中国，不等于爱清朝，他的国家观念是一种现实的，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观念。

1870年，31岁的马相伯以特优的成绩通过耶稣会考试，获得神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司铎神甫。司铎神甫，即神父，是一个教堂的负责人。介于主教与助祭之间，属七级神品。是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宗教职位。千百年来只有男修士才可担当此职位。教徒们认为神父是教会内有神权的人，是他们灵魂上的父亲，可以代表天主"赦他们的罪"。那个年代，很少有中国人能当上神父的。

第二年，他担任了徐汇公学的校长，而此时他和部分教会管理者之间的冲突也更为频繁。后来，有一个外国神甫来上海造访，教会要马相伯和弟弟马建忠腾出朝南的房间给外国神甫住。这件事成为一个导火索，导致了马氏兄弟的离开教会。

马相伯离开耶稣会，投身政治时已经40多岁了。他精通8国语言，在当时的中国是无人能比的全才，马相伯理所当然地登上了大清内政外交的舞台。他和弟弟得到了了李鸿章的赏识，成为李鸿章的重要幕僚。

弟弟马建忠于1877年由李鸿章选派到法国留学，1879年获法学博士后回国，长期充任李鸿章办理洋务与对外交涉的重要助手。马氏兄弟在离弃教会后，一心想在政务上实现改良救国的愿望，却又因为他们的教会背景，在清廷官场备受猜忌。1882年，李鸿章因为重用马建忠而被参奏：马建忠为天主教民、市井无赖。李鸿章只好对皇帝说谎：“该道幼习儒书，本非教民，亦非市井。”因为这个原因，马相伯在从政的10年并无朝廷的官职名分，只以李鸿章随员身份处理其所委托的政务。

1896年，马建忠参与《马关条约》的谈判，全中国的百姓都唾骂他们，认为马氏兄弟是卖国贼，甚至说他们是李鸿章的私生子，或者本来就是外国人，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徒，而且会说多门外语。他们因此成了千古罪人。

从政10年一事无成，反而背上汉奸的骂名，在对政治心灰意冷之际，两件事情像压垮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终于压垮了他。1893年，马相伯的妻子带着大儿子回山东老家探亲，双双死于海难；两年后，他的母亲沈氏去世，临终时尚说：“我的儿子是神甫，你既已不是神甫，我亦不认你是我的儿子”。

1903年，马相伯已经是一位老人，隐居在耶稣会的一所孤儿院内。时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的蔡元培找到了马相伯，希望马相伯教他拉丁文。马相伯说，你已人过中年，个人学没用，不如找些年轻人一起学。于是，蔡元培找了24名学生，跟马相伯一起学拉丁文。马相伯教授的科目也从拉丁文扩展到数学、哲学。当时，蔡元培感到马相伯年事已高，上下楼梯很不方便，就请人安装了一个小电梯，从一楼装到三楼，电梯门正对着马相伯的客厅。日后这些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一样名声赫赫：黄炎培（徐特立的老师，徐特立是毛的老师）、李叔同（弘一法师）、胡敦复（清华学堂首任教务长），邵力子（国民党宣传部部长）……

这个小学习班，使马相伯名声远扬，各地青年纷纷前来求学；同时，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闹学潮，百余名学生集体退学，无学可上——这样一来，既然有需求，又有了之前捐献给教会的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办学堂就成了顺水推舟的事。

1903年，震旦学院成立，马相伯自任监院（即院长）。

在震旦学院，马相伯是非常爱护学生的，他重建了孔子以来“有教无类”的传统，只要有才华的人，愿意学的人，他一律收入门下。于右任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1904年，于右任因作诗讽刺慈禧太后卖国，遭到通缉，逃到了上海。马相伯将他收入门下，免学杂费，以化名“刘学裕”（即“流亡学生于”谐音）入读震旦，并对他谆谆教诲：不以空言抒愤，救国必先科学。后来于右任曾有联：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

1937年底上海弃守后，马相伯随家人撤退到桂林。1938年底，桂林也成了前线，在继续后撤的过程中，不得不借道越南。到达谅山时，老人的身体巳经虚弱不堪，只能在当地暂住休养。因为他表示坚决不撤离中国，家人只能骗他还在中国境内。

1939年4月，第150期《良友》杂志的封面人物是适逢百岁大寿的教育家马相伯。当时全国各大城市都为老人举行了祝寿活动。在陪都重庆，政府也举办了一场规模盛大的生日宴会，参加的人有各界名流，各党政要，寿宴的主角马相伯此时身在越南的谅山。国民政府郑重其事的给他褒奖令，称赞他为“爱国老人”。

马相伯把学生亲友们所送的寿金，全数捐给抗战的伤兵和难民，这是他一生中的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倾其所有的奉献。

此后，马相伯的身体每况愈下。临终前，也许是有预感，他找来最疼爱的孙女马玉章，问她：“爷爷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连你自己的钱也没有留给你，你恨爷爷不恨？”（“你自己的钱”是指1914年马玉章父亲马君远病逝，当时马玉章只有6个月大，马相伯的得意弟子于右任、邵力子等人筹措了1万元，以此资助马玉章日后的生活费和教育费。马相伯将这笔钱拿去创办启明女校，没有留孙女，故有此一问。）

1939年11月4日，在听到一次打击日军的捷报后，马相伯激动不已，在兴奋中离世，至死不知身是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