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下旬，明武宗朱厚照在南巡途中，发布了一道圣旨。这道圣旨的内容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居然是禁止民间养猪、杀猪、吃猪肉。

这道禁令在《明实录》上有明确记载，当时没有人知道当朝皇帝禁止民间养猪的用意是什么，但可以看到禁猪是严厉的。

这道禁令一出，迫使农民把家里养的猪，杀净吃光，小猪也一起扔掉。猪肉作为食品，也是一种商品。禁猪使生猪和猪肉在市场上绝迹。仪真县逢丁祀日祭孔，祭品中必须有猪肉给孔夫子吃，现在猪肉绝迹，只好让孔夫子尝羊肉了。

武宗为什么要下旨禁猪呢？

在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中可以找到这道禁猪令的原文，其中有这么一句话：“照得养豕宰猪,固寻常通事。但当爵本命,又姓字异音同。况食之随生疮疾,深为未便。”

所谓“当爵本命”，“爵”指武宗自封为镇国公的爵位。“本命”指武宗生肖属猪。武宗生于弘治4年，干支属辛亥，“既而又姓”或“姓字异音同”指武宗姓朱，而“朱”又和“猪”同音。哦，原来这就是明武宗发布禁猪令的主要理由！这也实在太搞笑了吧？

至于说吃猪肉要生疮之类的话是次要的。如果按照禁猪令里的逻辑推断，就成为朱厚照生肖属猪，姓朱也就是猪，所以朱厚照等于猪。猪被人们养来杀了卖，买了吃。按照上面的逻辑推去，岂不是把大明天子朱厚照养来杀了卖，买了吃。这还了得，实在是犯了大逆不道之罪！

这顶大帽子一扣，禁猪令对于违犯者的处置，也是非常严厉的。违犯者和他的全家大小都要被发往极边充军。按《明律》流刑为下死罪一等，分三等，流2000里、2500里、3000里。禁猪令中所说的“发极边永远充军”是流刑中最重的，也就是说犯人与全家要流放到里之外，而且流犯死于流放地后，家口也不许还乡。

从这里看，明武宗已经把养猪、吃猪这件民间寻常事视为对专制君主的大逆不道行为。整个禁猪令充满着愚昧、迷信思想和滑稽可笑的逻辑。这样一道晓谕天下的皇帝手令，竟然如此，既令人吃惊，也使人莫名其糊涂。

禁猪令发布约在正德十四年的十二月间，而转过年，即正德十五年的三月，就因为礼部上奏说国家的正常祭典都要用猪牛羊三牲，而猪肉绝迹，实在不成礼法。武宗也只好悄悄地取消禁令，“内批仍用豕”。这项禁猪令发布前后也不过三个月左右。

明武宗在南巡路上发布他的可笑的禁猪令，其动机、目的和心理承受方面，都与他当时的处境和心理失衡的诸因素分不开的。这一些因素又和正德末年的整个政局形势有密切关索。

从宣德末年到正统初年，明代的大流民运动已经开始，数百万流民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游荡，破坏了社会正常的秩序，也使维持封建制的各种立法，发生动摇。

再者，明武宗15岁时举行大婚，但始终没有皇子。这就成为皇权继承权上的大事，不可避免地成为贵族内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导火线。江西宁王朱宸濠的举兵则直接了当反对当今的正德皇帝，甚至不承认朱厚照是朱家子孙，其目的当然也是取而代之。明武宗没有皇位继承人，则又使这种夺权斗争激化。

明武宗把国家决策权力集中在豹房，而豹房中的边帅、宦官势力之间也在进行着权力的斗争。其中也有一些人在做着抛弃武宗、另寻新主子的政治投机活动。如武宗最信任的豹房大管家钱宁等人，就与宁王夺取皇权的斗争配合起来。他们勾结在一起，等待机会，出卖武宗，作新朝新贵。

这种阴谋在朱宸濠起兵之后才完全暴露出来，使武宗既感到被出卖，又感到自己的皇位岌岌可危，时时有被赶下台，死无葬身之地的可能。

宁王起兵失败获得的种种证据说明，同他勾结一起，共同策划推翻武宗的内外官员并不仅仅是豹房里的少数人，而是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群人。这不能不使武宗在他南巡之行，既感到大有众叛亲离之势，又会觉得自己的安全并不安全。

总而言之，皇位继承无人和自己处于众叛亲离境地，这两件事始终重重地压在明武宗的心头，使他的心理失去平衡，思想负担愈来愈重。

在南巡途中他时时觉得有一种危险，甚至是要命的危险在迫近自己。由此而想到被杀而死的情状，在身旁一些人的“启发”下，自己的生肖属猪，又姓朱，猪是每天每时都被宰杀的牲畜。他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是那些被宰杀的猪，但总觉得十分别扭。禁止人们杀猪，在心理上会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安慰，或者是一种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安全感怀着这种心理因素的武宗，会不顾一切地发布禁猪令，以取得心理上的平衡和精神上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