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到8世纪，是西欧人眼中的“黑暗时代”。然而西欧之外的世界此时并不“黑暗”，欧亚大陆上有三个大帝国正处于兴盛期。除去固守东南欧和东欧的拜占庭帝国，另外两个便是大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

公元751年时的中国，正是盛唐的天宝年间，处于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在李隆基统治期间，唐朝的国力达到了顶点，也进行了多次的对外用兵。尽管此时李隆基已日益沉醉于酒色之中，不再是那个励精图治的英明君主，繁荣的社会表面下也隐伏着严重的危机，但大唐当时仍然是世界上最令人尊敬的强国。

几乎在同一时期，中东的阿拉伯人也在迅速崛起。自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发以来，穆斯林已经控制了亚述人、波斯人和罗马人想都没敢想过的辽阔版图，从阿拉伯半岛上的几个部落经过宗教侵略战争扩张成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空前大帝国，向西占领了整个北非和西班牙，向东则吞并了整个西亚和大半个中亚，控制了地中海南岸的整个地区，并潜移默化地影响被占领地区的宗教与种族，更有甚者，使得传统中东伊斯兰化、阿拉伯化，如埃及的土著人科普特人现在成了埃及的少数民族。8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在东方的最高长官哈贾吉·本·优素福应许他的两个大将——穆罕默德和古太白·伊本·穆斯林，谁首先踏上中国的领土，就任命谁做中国的长官。

随着阿拉伯帝国的逐渐东扩，大唐与阿拉伯帝国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直接的碰撞——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两个国家的争霸开始了。

公元750年，唐朝统治者以西域藩国石国“无番臣礼”为由，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领兵征讨，石国请求投降，高仙芝允诺和好。不久高仙芝违背承诺，攻占并血洗石国城池，捋走男丁，格杀老人、妇女和儿童，搜取财物，俘虏石国国王，751年正月，高仙芝入朝，将被俘的几位国王献于玄宗面前，并因赫赫战功被授予右羽林大将军，并将石国国王斩首。此时高仙芝达到了征战生涯的最高峰。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遂向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求救。大食援军计划袭击唐朝西域四镇，高仙芝先发制人，主动进攻大食。高仙芝率领大唐联军长途奔袭，深入七百余里，最后在怛罗斯与大食军队遭遇。唐朝要在中亚树立霸权就必须击败阿拉伯，而阿拉伯要完全控制中亚则必须击败唐朝的挑战。

公元751年，高仙芝带领李嗣业、段秀实等名将，率领葛逻禄、拔汗那部等两万联军，自安西都护府出发，翻越葱岭，跨过茫茫沙漠，深入阿拉伯境内七百余里。

阿拉伯帝国东方总督艾布·穆斯林获悉后，下令部将塞义德·本·侯梅德带部下数千人的部队抢先驻守怛逻斯城，严防死守，等待大队援军。

由于恒罗斯城异常高大坚固，高仙芝连克五日都没办法攻破。

此时的阿拉伯十万大军赶到，与唐军在恒罗斯外展开了对峙。面对人数众多的阿拉伯军队，唐军毫不示弱，双方在恒罗斯城外展开了激烈的厮杀，双方连续打了五天五夜不分胜负。

孤军深入、敌众我寡的唐军甚至还占了上风，但就在第5天夜晚双方均已精疲力竭之际，早有异心的唐军联军葛罗禄部突然临阵倒戈，唐军措手不及，腹背受敌。

葛逻禄的行为在唐军看来是彻底的背叛，阿拉伯联军趁机出动重骑兵突击唐军阵营的中心，连日征战的唐军在内外夹击下再也支撑不住，终于溃败，高仙芝在夜色掩护下单骑逃脱。李嗣业、段秀实收拢散兵游勇向安西逃遁，途中恰逢中方联军中的拔汗那兵也溃逃至此，造成兵马车辆拥挤堵塞道路。李嗣业恐阿拉伯追兵将及，不惜对盟军大打出手，挥舞大棒毙杀百余名同属大唐联军的拔汗那军士，才杀开一条血路，残余唐军得以通过。

经此一战，阿拉伯损失三万余人，唐军阵亡一万，被俘二万，阿拉伯帝国领教了唐朝军队的战斗实力，不敢贸然追击。

此后，阿拉伯帝国发生内乱，大唐帝国也发生安史之乱，唐阿两国军队再没有过正式的较量。

尽管在怛罗斯战役中高仙芝率领的军队损失非常惨重，但这种损失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唐朝在西域的力量，更没有损害到唐朝的国力， 因而唐的军事力量又迅速恢复。安禄山在公元752年又调集数十万军队继续进攻契丹，杨国忠也在两年后再次发动对南昭的战争，封常清于公元753年远征大勃律并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哥舒翰于公元753 年大破吐蕃，“悉收九曲部落”。这些军事行动都证明，唐朝在公元751年的军事失败并没影响帝国的根基，怛罗斯的失败对于当时的大唐来说，只能算是一个小挫折。

在怛罗斯之战后, 中亚的政治格局并没有大的改变。阿拉伯帝国没有乘胜东进, 也没有改变对唐政策，而大唐也没有因此而与其在中亚进行大规模的报复性战争。恰恰相反，双方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和往来。公元651年阿拉伯开始遣使唐朝, 与唐朝正式官方交往后, 一直基本上保持往来 , 直至怛罗斯之战后仍然如此。甚至说，到了后来，唐还向阿拉伯借兵平叛。阿拉伯与唐帝国的关系没有怛罗斯之战而中止,经济文化交流也没有因怛罗斯之战而减弱。

因为怛罗斯战役的影响，伊斯兰文化比中国文化对中亚的影响更为深远。唐军战俘中的工匠被带到阿拔斯王朝。杜环是唐军俘虏中的一员，他是作为随军书记官参与怛罗斯战役的。杜环在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等大食境内游历、居住有十多年之久，并将其游历见闻著作成书，名为《经行记》，为中、外文化交往流下了宝贵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