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袁黄(1533—1606),初名表,后改名黄,字庆远,又字坤仪、仪甫,初号学海,后改了凡,后人常以其号“了凡”称之,明代重要思想家,他的《了凡四训》融会道教哲学与儒家理学,劝人积善改过,强调从治心入手的自我修养,提倡记功过格,在社会上流传甚广。

浙江嘉善地处江南腹地,人们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在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了具有地域人文传统观念的人文精神。以《了凡四训》蜚声海内外的袁了凡及其思想,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袁了凡的家风教育蕴含了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包含了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继承、发展了中国优秀传统美德,与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给更多的人以启示。

《了凡四训》及其家风教育

家风是一个家族在繁衍生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活作风、生活习惯和道德风貌,这种处世教育、人生态度对子孙的传承载体就是家训。《了凡四训》是一部极具社会影响力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善书”,也是一部非常著名的家训,传播广泛,影响异常深远。

袁了凡自幼接受良好的家风教育,在严格的家规家教中成长。其曾祖父袁颢立下《袁氏家训》,提出“救世助人”“积善行善”“谦虚修德”等训诫。袁了凡的父亲袁仁具有很高的儒学造诣,与王阳明及其高足王畿的关系均非同一般。袁仁与王阳明休戚相关,时有题咏;与王畿情谊更深,学术上多有交流,王畿声称知袁仁最深。袁仁博学而善于教育,对袁了凡早年的影响极大。袁了凡的母亲李氏是一位平凡而人格高尚的女性,她不仅对袁了凡父亲前妻的孩子视如己出,而且以自己的榜样示范,给他们以勤俭持家、体恤贫穷、宽以待人、以德报怨等美德的熏陶。

根据父亲袁仁、母亲李氏平时对他们的训示,袁了凡兄弟5人回忆、整理成一部非常著名的家训《庭帏杂录》。袁仁夫妇教育子女指导做人重言传更重身教,循循善诱、教勉结合,谈修身学问亲切朴实。在我国几千年的家教史上,有孟母教子、岳母刺字等这样一些经典的贤母训子故事,但多是零星事迹的记载。《庭帏杂录》是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记录母亲一方以身立教的家训,感人至深。

袁家的家庭教育,其父母或言教或身教,或延续家族传统或吸取新观念,为袁了凡思想的形成种下了最初的因子。袁了凡虽然老来得子,但宠而不溺,教子有方,专门写下诫子文,这就是后来广泛流传的著名家训《了凡四训》。全书包括《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4篇。

《训儿俗说》是袁了凡通过对儒家思想的通俗性阐释,教育其儿子为人处世之道,对儿子进行道德规范教育的一部家训。全书包括《立志》《敦伦》《事师》《处众》《修业》《崇礼》《报本》《治家》等8篇,系统阐述了做人、治家、为官应遵循的规范,具体备至。袁了凡告诫其子:“立志求为大人。大人之学,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他指出“治家之事,道德为先。道德无端,起于日用”。袁了凡训诫其子,其为官准则为:要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视他如骨肉则亲,敬他如父母则亲”。

袁了凡家风教育的时代价值

袁了凡的言行经历,对于推动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变迁,推动“善文化”的诞生与发展,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他提倡爱国爱家、自立自强,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自强不息之美德,与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敬业”的要求相通相承。在《了凡四训》里,袁了凡告诫其子,一个人处世要务是“立命”。要胸怀大志、心系国家、自律自省、修身修德;通过个人坚持不懈的实践与努力,自强不息、改变命运,而不要被命运束缚手脚。袁了凡提倡用记功过格的方法来约束自己的日常行为,不断改过行善来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沈钧儒从16岁时开始力行袁了凡的功过格。每晚入睡前,他自省一天的言行,检讨身心,改过从善,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民盟中央主席。

他提倡修身积德、为民造福,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爱民亲民之美德,与新时期干部作风建设的要求相通相承。在《训儿俗说》中,袁了凡告诫其子:“官无崇卑,皆民望也。一念爱民,便可布德。”“明德不是一人之私,乃与万民同得者,故又在亲民。以万物为一体则亲,以中国为一家则亲,百姓走到吾面前,视他与自家儿子一般,故曰如保赤子,此是亲民真景象。”在《重修嘉善儒学记》里,袁了凡强调:“以天下为一家,以万物为一体,视百姓真如吾子而诚心保之,斯谓民之父母。”

袁了凡对儿子的教育非常成功。其子天启,后改名俨,字若思,号素水,少承家学,博览群书。天启五年中(1625)进士,任广东高要县令。天启七年(1627),高要县夏水加秋涝,城中水深三尺。袁俨奔走救灾,“暑雨中竭力求援治苫……细看贫户,目不暇接,劳瘁呕血,犹亲民事,遂至不起。”袁俨爱民如子,鞠躬尽瘁,劳累过度而累死任上。袁俨夫妻墓址在嘉善县下甸庙沙塔浜。

他提倡明礼知耻、行善济人,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崇德向善之美德,与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友善”的内容要求相通相承。善书,即劝善书,是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了凡开善书具名之先河,他以自己的真实经历“现身说法”,成为中国第一部真实人物具名的善书。明朝末年,江南社会变动剧烈,道德体系紊乱。作为社会精英的士绅阶层,为了教化民众,将劝善惩恶的诸多事例刊刻成“善书”。通过宣讲、小说、说唱而流行于民间,宣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通俗的形式将“民众的道德”具体化,以提高民众道德水平,维持地方社会秩序。

《了凡四训》全书的重点是劝善,“积善之方”占了全书一半的篇幅。袁了凡阐明了善的含义、明辨善恶的标准、行善的道理和方法。该篇通过列举10个行善事得福报的事例,论证“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道理。袁了凡认为只有对善行进行精研明辨,才能做到真正的行善积德,否则徒劳无益。袁了凡通过10个真实的故事,说明了与人为善、爱敬存心、成人之美、劝人为善、救人危急、兴建大利、舍财作福、护持正法、敬重尊长、爱惜物命10个最基本的行善方法。

他提倡乡贤示范、乡风教育,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见贤思齐之美德,与新时期实施乡村振兴的文化建设和倡导乡风文明的要求相通相承。袁了凡重视乡贤教育,《了凡四训》也是一部以乡贤来进行示范教育的“活教材”。在《了凡四训》里,袁了凡不仅用“我嘉善同袍”这样亲切的口吻,而且所提到人物大多是浙江本省的先贤名人,以及嘉兴、嘉善本地的乡贤,甚至以其儿子熟悉的亲人、亲戚作为例子。

四百余年来,《了凡四训》长盛不衰,名播海内外,为袁了凡赢得世界性的声誉。今天,过于追求物质的社会弊病也尽显无遗:物欲横流,精神空虚,道德滑坡,自私贪婪,贪腐多发……袁了凡的家风教育理念,能帮助我们通达生命的究竟,透悟人生的真谛,更加理性、淡定、睿智地面对纷繁的社会与多样的人生。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因此,今天我们诠释袁了凡家风教育及其时代价值,对于传递崇德向善的正能量,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浙江优秀传统文化与创新地域文化品牌相结合,进一步构建我们的精神家园,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作者姚立军系浙江省政协文史编辑部副总编辑,费晓燕系浙江省政协文史委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