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隐之是东晋后期著名的廉吏。在社会推崇奢华、官员普遍贪污的魏晋时代，吴隐之的存在是一个异数，证明为政廉洁与否与环境的关系不大，关键在于个人操守。

吴隐之是濮阳郡鄄城人，其青少年时代就与众不同，生活俭朴、崇尚廉洁，个人品德非常过硬。比如吴隐之每天进餐仅食豆羹，决不享用非分之粮，也不谋求来历不明的财物——吴家生活尚可，也算不上富裕。10多岁时，吴隐之的父亲死了，他和哥哥吴坦之表现得异常悲痛。之后，吴隐之对母亲极为孝顺。吴家和韩康伯为邻，韩康伯的母亲常常教育韩康伯：“你日后如果要选拔官吏，应该举荐像吴隐之这样的人。”这说明，吴隐之从小就符合朝野的道德标准，是品学兼优的好青年。

后来，韩康伯做了吏部尚书，主管官员选拔，举荐吴隐之出任了辅国将军功曹，后转任征虏将军参军。大将袁真起兵反抗桓温失败后，吴隐之的哥哥吴坦之是袁真的功曹，按律要受牵连遭祸。吴隐之拜见桓温，请求代兄领罪，桓温很感动，最终放过了吴坦之。吴隐之因此得到桓温赏识，担任了尚书郎。

随着地位的上升，吴隐之罕见地保持了廉洁的本性。上级谢石（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前秦）听说吴隐之的女儿出嫁，派人前来帮忙。来人到了吴家，看不到一点喜庆的样子，看不到一个宾客，看不到一件嫁妆，只看到吴家的丫环牵着狗到大街去卖。原来吴隐之打算用卖狗的钱来置办女儿的嫁妆。后来，吴隐之升任晋陵太守。别人把地方实官当做捞钱自肥的好时机，吴隐之却甘于贫困。在任期间妻子自担柴草，全家人冬月没有被子盖，吴隐之没有换洗的衣服，脱下衣服清洗就只得披着棉絮。这哪里是太守，完全与贫民无异。对比魏晋时期何曾父子日食万钱，石崇与王恺斗富大赛的新闻，吴隐之绝对算得上天下廉吏第一。

任何时代都是需要廉吏的，哪怕是在奢靡之风盛极的晋朝。因为贪腐从根本上侵犯朝廷正当利益，将国家的财富划为私有，对国家的政策阳奉阴违，过分贪腐会损害国家财力、公信力和政策的贯彻执行，进而影响天下安全。推出几位廉吏，让他们处理棘手的问题，就成了朝廷的反抗贪腐的利器。

出于这样的考虑，吴隐之在隆安年间（397~402）被朝廷提升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假节领平越中郎将，出镇南粤，成为封疆大吏。

广州环山绕海，出产珍品异物，比如象牙、珍珠和名贵药材。那里天高皇帝远，地方官贪腐的难度很小，收益却很大。上任后，吴隐之廉洁奉公，依然过着以稻米、蔬菜和鱼干为食，以粗布衣衫为衣的俭朴日子。他把刺史官署备的帷帐器皿都交给府库，有人说他做作、沽名钓誉。吴隐之一笑了之，始终保持公私分明，不贪不沾的生活。

吴隐之最后遇到了卢循起义军的进攻。卢循起义军在江浙遭遇重挫后，侵入岭南，吴隐之督率将士坚守城池达百余天。最后，长子吴旷之战死，起义军攻入番禺城内，放火焚烧了民居。吴隐之携带家小逃出，打算撤回建康，结果被卢循俘虏。刘裕专门给卢循去信，索要吴隐之。吴隐之被卢循放回。归途中，吴隐之一家人除了上任时携带的物件外，只多了妻子买的一斤沉香，此外没有任何资产。吴隐之认为沉香来路不明，妻子解释说是在市面上购买的，打算拿到北方变卖赚取差价，吴隐之夺过沉香就扔到水里。可以说，吴隐之在岭南富庶之地主政多年，没有谋得任何私利。

回到朝廷后，吴隐之担任了中领军，掌握中央军队实权，日子过得却更加清贫了。他的生活来源就是每月的俸禄。每月初领到俸禄，除了留部分用作全家人必要的吃穿用度外，吴隐之把其余的都分散救济亲族。有时吴家窘迫到极点，一天的饭全家人要两天吃。吴隐之穿着常年不变的布衣，冬天的时候要披棉被御寒。义熙八年（412年），吴隐之上书退休，第二年去世。

吴隐之没有留下太多的政绩，政治能力也有欠缺的地方，但他身处贪腐奢侈的社会中能够终身洁身自好、廉洁奉公，本身就是莫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