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全国基督教农村工作领袖会议上，芮思楼和另外一些传教士提出了“教会乡村化”的主张，所谓教会乡村化（Ruralize the Christian Church或Ruralize the Christian Program），按照刘家峰先生的定义，就是要求“教会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运用农业传教方法，使乡村教会成为为农民服务的教会，从而赢得农民的信仰，建立本土化的中国教会，最终实现中华归主的目标”。

传教士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农业传教士陆续发表文章，并开展巡回演讲，呼吁教会乡村化。1924年，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干事钟可托及后来的圣公会朱雨亭、华北公理会张横秋赴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历时半年，出版了《今日中国乡村教会》调查报告。该报告指出教会未能满足乡村经济、社会生活需要。1926年2月2日至5日，乡村问题与乡村教会委员会与金陵大学农林科联合召开全国基督教农村领袖会议，讨论了乡村民众的宗教观念及实践以及教会乡村化等问题。会议认为乡村传教必须寻找与城市不同的宣教方法，除了医药和教育之外，还须设法改善乡村的生活条件。

在社会福音派看来，传教士的乡村建设工作具有双重目标：服务乡村与展示基督教的精神。基督教会的乡村建设于20世纪30年代达于高潮。1930年基督教协进会发动的“五年奋兴布道运动”，使“教会对农村建设之事业益感加倍之兴趣”，在协进会乡村干事张福良的努力下，掀起了教会对乡村事业的热情。

传教士与中国妇女

1931年成立的“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及在河北、山东、山西成立的三个分会，领导了华北的乡建工作，其在理念和实践上都超过了其他地区。华东地区则由金陵大学农学院与金陵神学院联手进行乡村建设，但总体上不如华北活跃。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基督教教育界也进行了乡村建设的实施。教会大学参加乡村建设主要通过提供人才及开办实验区的形式进行，金陵大学、岭南大学、齐鲁大学等都纷纷加入到了乡村建设之中。1936年4月2日，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努力下，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协和医学院和平教总会六个单位，在北平成立了“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其主要目的是联合各组织的力量，培养农村建设人才。但不幸的是，战争很快爆发，这场实验只进行一年多点就夭折了。

传教士传教中

基督教发起组织的乡村建设运动没能拯救中国乡村，联系当时复杂的社会形势和混乱的政治局面，基督教挽救不了中国农村是客观必然。但是，由于传教士的不懈努力，基督教在民间的传播力度与广度大大得以提升。民国时期，基督教成为中国人信仰的重要形式。据统计，中国基督信教信徒人数，1900年为80000人，1904年为130000人，1914年为250000人，1918年约350000人，1922年达到402539人。抗日战争中教会损失巨大，城市教会损失了近50%，农村教会损失了25%。到1949年，全国约有信徒700000人。天主教人数也有了很大增长，1900年741562人；1907年达到100万人；1910年增加到1292287人；1920年为1994483人；1932年为2562742人；1949年为350万人。天主教信徒大部分是农民，此可见，天主教在乡村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力。

张宪文、张玉法：《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八册）》

编辑：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所研究生萧宸轩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