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武功，金庸的“江湖”里还有什么？

从美术角度解读金庸小说

□ 专题策划：李健秋

□ 策划执行：任旭 颜培大 石豪

【编者按】10月30日晚间，香港，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的94载人世光阴永久地画上了句号。对于万千金庸迷来说，这个句号比《鹿鼎记》（金庸最后一部武侠作品）结尾处的那个句号更加令人不舍。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以这十四字诗句串起了他的武侠创作生涯，也以十五部写尽了爱恨情仇的武侠作品装点了我们这个现世中的“江湖”。

而他，已转身离去。

1924年的初春，一个名为查良镛的“富家小少爷”诞生在浙江海宁的袁花镇。从1941年写下《一事能狂便少年》的高中少年“查理”，到任职《大公报》的副刊编辑“林欢”“姚馥兰”（Your Friend谐音），再到在《新晚报》连载《书剑恩仇录》的“金庸”……这位“小少爷”虽生长于传统书香门第，但自中学开始便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反叛精神；具有丰厚的家学根底，接受的是新式大学教育；生长于中华民族的动荡年代，一腔热血追求着自己内心的侠义。见识过现实的残酷，经历过刻骨的情感，以一己之力创办《明报》，白天是写着分析国际政治局势社论的查良镛，夜晚是编织着武侠江湖梦的金庸，1972年却在创作盛年断然封笔……他的一生何其跌宕、何其精彩。

斯人已逝，幸而还有万言留存于世间；斯人已逝，幸而还有未曾消逝的“江湖儿女”。本期以纪念金庸先生为契机，汇集了来自文化艺术界的众多书迷，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如何评点金庸笔下那个令人魂牵梦萦的武侠“江湖”。

金庸和他笔下的“江湖儿女” 图片来源：网络

琴棋书画：刀光剑影中的寄托与遣兴

在《笑傲江湖》中，金庸写过这样的段落：

向问天道：“倘若我们输了，这一幅图送给四庄主。”说着解下负在背上的包袱，打了开来，里面是两个卷轴。他打开一个卷轴，乃是一幅极为陈旧的图画，右上角题着“北宋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十字，一座高山冲天而起，墨韵凝厚，气势雄峻之极。令狐冲虽然不懂绘画，也知这幅山水实是精绝之作，但见那山森然高耸，虽是纸上的图画，也令人不由自主地兴高山仰止之感。

丹青生大叫一声：“啊哟！”目光牢牢盯住了那幅图画，再也移不开来，隔了良久，才道：“这是北宋范宽的真迹，你……你……却从何处得来？”

……

以笔为兵器，以书画作品为比武的赌注，以琴音会侠友，以书法为剑谱……金庸笔下的“江湖”中，似乎处处透着中国古典文化的优美情致。不少浪迹于这片“江湖”之中的侠客、武者，同时也是书生、文士，如《倚天屠龙记》中的张翠山、《笑傲江湖》中的秃笔翁等。

这样的写作格局与金庸自小的家学影响有关，他虽在少年时桀骜不驯，时常做“出格”举动，但骨子里依然受到了中国传统文人观念的影响。金庸写作之余兼善书法，他笔下的“江湖”更是将文人的琴棋书画融入其中。那些貌似应该只会打打杀杀的“武夫”之中，时不时便蹦出一个痴迷于书法、绘画、音律的文人，本是“风雷侠烈死生轻”的切磋较量，却又兼有了“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惺惺相惜。因此，金庸的武侠读来便不仅具有江湖儿女的荡气回肠，也处处充满了中国古典文人的雅人风致。

将书卷风雅融入武侠世界

金庸先生博学多才，对儒、释、道诸家学说均有涉猎，于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传统艺术亦颇有了解。他擅长将传统艺术、文化精神融入到武侠小说的创作之中，通过典型人物表达出自己独特的人生哲思，从而呈现出传统与创新完美融合的艺术面貌。如其小说中多次出现书法与武功的结合：《神雕侠侣》中朱子柳将笔法与“一阳指”相融合，《笑傲江湖》中秃笔翁把《裴将军诗》笔法化为武功招式，《笑傲江湖》中张三丰由王羲之的《丧乱帖》悟出一套武功……类此的许多描写，既起到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亦使人物形象显得更为丰满立体，更使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不再一味地只讲恩怨情仇，而多了几分儒雅之气，其武侠世界也因此显得更为典雅宏大，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这些叙述虽然所占篇幅无多，但偶有评介却十分精到，足可见出金庸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化元素的了解，并非泛泛而谈。而且由于融入了这些传统文化元素，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才使得金庸小说的魅力远高于同侪，跳脱出一般意义上的通俗小说。

此外，金庸先生虽非书法家，但其书法亦别具一格，笔法潇洒，内蕴骨力，俊逸之中略带朴拙，颇得魏碑的韵味。不过先生素来谦逊，他常以外行人自谦，这种精神尤为值得我们学习。

——萧晖荣（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中国美协理事、香港美协主席、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金庸走了，他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传奇

金庸为我们编织了一个童话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江湖”。而他为我们编织的“江湖”是他梦中的“江湖”，是他理想王国的“江湖”。在这个“江湖”中，生活着他崇尚的人物。

“抚剑犹知崇侠客，温书恰似惜红妆”，金庸具有这样的情怀。他崇尚侠客所拥有的风骨柔情，也崇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琴棋书画。他用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敬畏的心，来描写书中的琴棋书画；用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格敬畏的心，来描写他心目中的武侠人物。

其实“武侠”这个词应该是一个褒义词。在当下的社会中，需要也缺少这样具有侠客精神人格的人物。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在他笔下爱恨情仇的梦幻世界中，虽然描写的是武侠的“江湖”，却也是现实中的江湖。在书中，他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爱和理想用文字描述得淋漓尽致，也牵动了无数人的心为之喜怒哀乐，为之辗转反侧。

金庸封笔之后作出的人生选择更令人刮目相看。他又去高等学府读书了，在课堂和图书馆享受精神的乘物游心，从一个孜孜不倦的文艺青年成为一位锲而不舍的文化老人。他具有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这是一种大快乐。他的一生是那么饱满、那么光灿，也是那么令人敬慕，那么令人感动和怀念！

——胡秋萍（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副院长）

书法到底能不能和武功结合？

也许是职业关系，我对金庸小说中描写的“书法武功”印象颇深，比如《笑傲江湖》中梅庄那一段，还有《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里，都有将书法融合到武功里的描写，都是很精彩、很唯美的片段。

书法到底能不能和武功结合？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首先我们说用笔力度。用笔的力度和用力的大小完全是两回事，如果力量大就可以写出有力量的字的话，那么举重运动员全都是大书法家了。书法作品中的力量，其实是作品给人的一种视觉感受，当书写者按照一个正确的行笔姿势和节奏书写时，会呈现出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有时候会给人一种力量感；同样，书写者对字的大小、方圆的控制，也会使人感到不同的力量——方形的笔画会给人一种刚猛的感觉，圆形的笔画则会给人一种柔美的感觉。这种用笔方式，再加上用笔的节奏，或许可以用到小说中的武功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书法和武功的融合也不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种融合，是从书法作品内容与风格出发的融合。这一点，我印象最深的是《笑傲江湖》中秃笔翁的武功，化用了《裴将军诗》。这是一首五言诗，也是颜真卿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但这幅作品非常奇怪，因为它的书写完全不合常理：字和字之间的风格完全不统一，忽然是个正体字，稳如泰山；忽然又是个草书字体，用笔非常重，笔画很粗，狂放不羁。这种将草书、行书和楷书互相结合写出来的作品，是怎么写出来的，为什么这么写，乃至到底是不是颜真卿的作品，现在都存在争议，应该说是颜真卿帖中最有特点的一幅。所以我说金庸非常博学，他偏偏能在众多碑帖中选出这样一篇，结合它的内容和笔画的形态，让秃笔翁“参悟”出一套武功，确实有行家的眼光。

对这些描写，我们首先是不能太当真，毕竟那是一种文学的想象，包含了很多夸张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又能看出，金庸先生的确是个非常了不得的文学家，知识面非常广，而且对很多东西的了解很深刻。

——赵宏（首都师范大学书法专业教授，北京书协篆刻委员会副主任）

别样的“书法江湖”

杨过说，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日江湖相见，必当把酒言欢。“查大侠”走了，“江湖”还在吗？

金庸先生的猝然离去，留下朋友圈一片哀叹！似乎随金庸而逝的不止于他的生命，还有我们的青春，还有刀光剑影、快意恩仇、豪情万丈和侠肝义胆的“江湖”。一个个烙印在脑海中的名字快速闪回：萧峰、郭靖、张无忌、韦小宝、杨过……似乎每个“70”“80”后的心中都能列出一长串的名单，与我们的青春记忆有关。

金庸先生不愧一代文学巨擘，用17年时间创造了恢宏的15部小说，塑造了近千个生动鲜活的人物，更为难得的是，除了描述瑰丽宏阔的江湖情仇，他的文字间还流荡出对音乐、绘画、书法、舞蹈、诗歌等的深意，使他的“江湖”更加丰满而温暖，不是暴力，而呈现一种细腻的人文情怀和别样的另类“江湖”。金庸先生钟情于书法，一生勤于笔墨，特别对碑学有独特理解和造诣，笔下有金石气息。现实生活中的喜好也在他的武侠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的呈现，不论是《倚天屠龙记》中的张三丰、张翠山，还是《神雕侠侣》中的朱子柳，乃至于《侠客行》中的《太玄经》，都是藏武林绝学于书法，通过书法笔意、韵律、线条的美感，传达至高的武道境界。可见金庸先生对书法用情之深、推崇之高，也成为其文学创作的点睛之笔。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用得好，妙趣无穷。

——董雷（中国国家画院二级美术师、博士后）

1955年2月8日，《新晚报》连载的《书剑恩仇录》

1959年6月7日，《明报》连载的《神雕侠侣》

侠义担当：“江湖”里那片“头顶的星空”

侠义精神是金庸作品中最为人所崇敬的内涵之一，也是他一生所追求的。最初他开始《书剑恩仇录》的写作，便是为了帮朋友陈文统（梁羽生）“江湖救急”，因此连笔名“金庸”都是一时情急将本名中的“镛”字拆开而得。后创立《明报》，以武侠吸引读者，又以社论评论文章将《明报》提升为一份家喻户晓的“文人报纸”。他的一生印证了自己曾经对于“人生应如何度过”的回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这八个字，又何尝不是金庸笔下那些铮铮铁骨又满腔柔情的侠客的写照？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便具有侠义精神。早在汉代，司马迁就以《史记·游侠列传》来记录侠士朱家、剧孟和郭解；在封建社会走到末路时，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侠义牺牲精神令人动容；来到现当代，以鲁迅为代表的文人阵营以笔为戎，在国难当头之时展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情怀……今天，虽然我们早已远离了动荡的时代，但侠义精神依然被这个社会所需要，它也以新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金庸便以他的作品和他的一生向我们讲述着“侠义”二字。

何为侠，是“满腔热血，为我神州千万老百姓而洒”的郭靖，也是在雁门关自戕于两军阵前的萧峰；是怀抱少年之心的“假狂士、真君子”令狐冲，也是情深义重具有一颗菩提心的张无忌；是一诺千金的翩翩公子段誉，也是调皮捣蛋却重义轻利的韦小宝……正是这些鲜活的人物，让金庸笔下那个充满了“众生皆苦，求而不得”的悲剧色彩的“江湖”，在侠士的一腔热血之中闪现出了点点“希望”的光芒。虽然这些书中的人物只是来自于金庸的想象，但这些被虚构出来的侠士启发着现世中的我们，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对于“道义”的理解。

我们留不住金庸，但一定要留住侠义

金庸走了，他的武侠小说仍然会影响几代人。我不是金迷，但也很喜欢他的作品，那是我从小喜欢读《水浒传》《三国演义》《岳飞传》后的兴趣转移。明知道里面的人物大多虚构，明知道里面的“江湖”大多离我们很远，却也喜欢把自己放入其中，去体味书中的酸甜苦辣。我们这代人从“文革”中来，经历过一些动荡岁月，而我从小又在西北部队的大院里长大，个性中天生带有一种硬气，喜欢打抱不平，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正暗合了我的气质，伴我成长。

其实，侠义是江湖的精髓。南方独行侠多，北方群侠多，为何？因为南方古往今来资源充沛、物产丰富，个体生存容易，平时靠自己就能生存，因此南方人普遍独往独来。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南方人肚子饿了，随便在河里钓条鱼都能填饱肚子。而北方资源匮乏、环境相对恶劣，单靠个人生存就困难多了，须抱团取暖，合作共生，因此个性中替他人着想的多，人们常说北方人讲义气大概由此。这些都在金庸小说中有意无意地暗含着。其实在这个充斥着功利主义的时代，人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侠义之举已越来越少。客观上，侠义代表着一种温情与正义。作为艺术家、文化人，侠义则代表着奉献与良知，我们留不住金庸，但一定要留住侠义。

由侠义说到江湖，金庸小说中的“江湖”是一个错综复杂、充满神秘、充满险恶、充满血腥、充满温情、充满人性、充满道义的“江湖”，几乎人世间的百态尽收其中。我读金庸小说，更喜欢小说中亦正亦邪有争议的人物。这种人故事多，往往一开头让你觉得这种人是大坏蛋，是滥杀无辜的大恶人，他们背负着“江湖”的骂名，甚至被各大门派追杀，而最后发现，正是他们拯救了“江湖”、拯救了道义，他们的忍辱负重远超常人。反倒是一开始就被描写成正面形象的人，当面人、背后鬼，是“江湖”大阴谋的始作俑者。

回味一下，近几十年的美术界何尝不是一个大江湖呢？许多表面光鲜名气很大的人物其实也没画出什么好作品来，而是追逐名利，热衷市场，到处宣传自己，其目的不是为了推动艺术往高处发展，而是为了推销自己往商品发展，搅得美术界粗制滥造的艺术商品到处泛滥，导致艺术界的价值观与日俱下，反倒是那些真诚追求艺术的少数艺术家不受待见。当然，江湖是客观的存在，而江湖中人则是浊者自浊、清者自清。周敦颐《爱莲说》即如是：一朵莲花只在清水缸里养是长不大的，放在有淤泥的河塘里养则会茁壮成长。江湖即是淤泥，艺术家只有经历过江湖的洗礼、经受住了功利的诱惑、经过了人格的磨练，才能真正体会到拯救自己和这个时代的重要性，才真正会激浊扬清，才真正会对社会有担当、对艺术有追求，才真正是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清莲。

金庸先生走了，江湖依然还在。

——何加林（中国国家画院创研部主任）

艺术创作需要侠义精神

金庸的武侠小说塑造了不少的经典侠士形象，这些人物的侠义精神主要有几个核心特征：舍生取义、爱憎分明、行侠仗义、社会担当，如萧峰、郭靖等。艺术界并非江湖，但如果没有举直错枉、社会担当的普遍认识存在，争名夺利、同恶共济将成为常态，艺术界则会沦为江湖。

艺术作品的价值实现通常有三个层面，一是艺术语言的突破，二是形式观念的革新，三是文化精神的开拓。艺术语言和形式革新是研究艺术本体的创造和发展，前两个层面可谓之“小道”，而第三个层面是由艺术作品而产生的文化作用和社会功能，涤荡、启迪人的灵魂，实现人类的普世价值，可谓之“大道”。绝大部分当代艺术家集中体现在前两个层面的追求，主要原因是艺术家个体缺乏社会担当精神和文化责任意识，其创作的作品无法探寻到社会和国家的命运，也无法承担起更高的人类文化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艺术创作是人类的精神生产活动，创造社会的精神产品，艺术个体的灵魂丰满、人格完善，其作品才会超越艺术本身的语言和形式的限制，实现更高的社会共有的精神价值。侠义精神在武侠小说中多以除暴安良、伸张正义的方式出现，抛去恩怨情仇的因素，其实质是坚持生命真理和关心社会共同命运的核心价值的积极体现，这是金庸武侠小说中最珍贵、最朴素的人类价值观，这一点对艺术家的创作也是关键的、深远的。

侠义精神也许会随着金庸的离世、武侠小说时代的结束逐渐远去，但宏观的侠义精神，却具有文化艺术乃至人类社会永恒的生命主题和精神意义。

——黄剑武（重庆市文化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现实主义视角的侠义与江湖

侠义是一种公共精神。侠士也是在公共关系中炼成的。侠士面对的社会关系与公共空间就是“江湖”。当欧洲的贫瘠土地无法承受人口膨胀之时，欧洲人漂洋过海去开拓新大陆。而古代中国在面临人口膨胀的压力的时候，同样向外扩张，却不是探寻新大陆或开拓荒野，而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离开乡村的宗族、血缘关系之后，安居乐业的儒家理想被打破，流落他乡的游民、侠士和闯天下的商人，需要在庙堂体制与儒家秩序之外，建立一种新的精神理想，此种江湖精神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就是侠义。

我们从金庸小说里看尽了侠义的浪漫与壮美，但是如果秉持一种更加现实主义的眼光来看江湖与侠义，可能别有意味。

江湖文化是对庙堂体制的侵蚀，江湖文化中的人情、关系是对政治秩序的破坏。江湖是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过渡，要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现代政治体制，首先要剔除的就是江湖文化。侠义同样也是前现代社会中社会规范缺失与法治不足的一种有效补充，在一个现代社会中，重要的是法治规范而不是侠义。

——廖廖（策展人、艺术评论人、文化评论专栏作家）

1960年，金庸（左二）与电影《神雕侠侣》主角合影

姜云行绘《射雕英雄传》插图

古典之美：金庸『江湖』的底色与气韵

金庸的武侠小说不论在情节上还是在语言上都是易读的，因此能够迅速吸引到大量各类背景的读者，似乎不论你身处何种境地、何种年龄，总能在他编织出的武侠世界之中找到慰藉。或许也正因如此，他的著作极为适合改编为影视作品，并在几十年间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的银幕形象。但当我们一次次重读与思索，便会悄然发现隐藏于喧闹“江湖”背后的“金庸美学”，这也是其武侠小说能够历久弥新、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金庸是一个善于以描绘画面来讲故事的语言高手，在他的笔下，雁门关的猎猎长风诉说着萧峰命运的悲歌，神秘的桃花岛隐藏着黄药师这样的高人，古墓中的小龙女清丽脱俗却冷若冰霜，黑木崖上令狐冲等人与东方不败的一役精彩又唯美……这一个个复杂饱满的人物形象，在金庸的笔下幻化为一组组生动鲜活的画面，背后则显示出金庸对于中国古典美学意蕴的熟谙。

金庸的“江湖”虽然是喧闹的，但更是悲情的，他笔下的人物大多具有悲剧色彩，同样的悲剧美学特征在黑泽明的《七武士》中也有体现。按照金庸的写作顺序来看，他在作品中映射出了自己创作武侠小说的二十余年里的人生体悟，因此作品由最初直来直往的仗剑天涯、快意恩仇逐步变得更加复杂，人物面向也更为多元。他是在用武侠探讨着人性中的各种层面，以及“江湖”中的世间百态。

朴实的文字，饱满的画面

我应该算是一个金庸迷了，他的所有小说我都读过，有的还不止读了一遍。他的作品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他好像有一种天生的讲故事、控制全局的能力。他是一个讲故事的大师，能在一部小说中把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哲学、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的文化传统，以及人物的爱恨情仇极其完美地糅合在一起，把它变成故事的一缕线索。这些线索既有单向的，也有共性的，产生出一系列的交锋，推进一个精彩的故事，这是一种本领。金庸的好多作品我都是一口气读完的，中间停不下来，看完之后，有一种情绪就会长久地留在心里，让人很容易地沉浸在里面。

我不是文学家，对金庸作品的感受，更多是从艺术角度出发的，在这一点上，文学作品和艺术创作是相通的，都是作者（艺术家）本人一种生命观的流露。同样令我感到触动的，是其中那种非凡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对艺术家来讲是很有启发的。

金庸小说第二个令我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它的画面感。这一点我们画画的人感受似乎更深刻一些。《笑傲江湖》中有一段，岳灵珊身亡，任盈盈为她修了一座坟，令狐冲去祭拜，“见那坟虽以乱石堆成，却大小石块错落有致，殊非草草，坟前坟后都是鲜花……坟前竖着一根削去了枝叶的树干，树皮上用剑尖刻着几个字……这日清晨起来，只见岳灵珊的坟上茁发了几枚青草的嫩芽，令狐冲怔怔的瞧着这几枚草芽，心想：‘小师妹坟上也生青草了。她在坟中，却又不知如何？’”

这段文字语言极其朴实，但画面感很强，让我感触很深，我当时有一本日记本上面还画了这幅画面。

——陈琦（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国家画院版画院研究员)

金庸是大众文化消费的英雄

金庸辞世，对读者来讲感到遗憾，对作家来讲感到惋惜。说实话，我对金庸是谨慎的喜欢，是寻求文化消费时的对象。不觉得他的作品是百读不厌的文学精品。比如觉得文字粗糙，情节离奇。但是，我的感受，不是大多数人的感受。从大众文化消费而言，金庸绝对是“英雄”，是一个时代的标杆，是不能复制的武侠小说大家。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以往我们对市场经济领域里的文化消费很陌生，读书、看戏、听歌，是为了受教育，而不是娱乐，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相当大的局限。金庸来了，他笔下的人物亲切可感，生动活泼，不板着面孔进行政治说教，那些飞檐走壁、神出鬼没的人物，可以恶作剧，可以搞怪，可以装疯卖傻，也可以杀人放火，但，最终的人性还是会徐徐展现出来。曲折的故事、类型化的人物形象、稀奇古怪的情节和细节，导出了惩恶扬善的传统主题。金庸的出现，提供给我们的是闻所未闻的文化娱乐，可以不是为了接受教育而读书，可以是为了好玩而读书。与其说金庸的小说是文学作品，毋宁说他的小说是文化产品，是拥有广泛市场需求的文化产品。金庸的小说，让他成为亿万富翁，这也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好故事，好人物，英雄主义，契合人类幻想的超人功夫，武打与争斗的江湖原则，让我们在金庸的小说中也会发现自己。

——张瑞田（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

金庸，陪我们度过了晦暗的时代

我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很早。1981年夏天我姐姐、姐夫去广州旅行结婚，偶然机会买了内地最早出版的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回来，我那时也不知道作者是何方神圣。我把书带到学校去，跟大学同寝室的兄弟们轮流看，那一周寝室里根本就没有熄过灯，最后真是把书看碎了，只剩一堆纸片了。

为什么金庸的书有这么大的魔力，能够风靡海内外几十年？现在回想起来，写风云气、儿女情写得好，当然是主要原因，但是，中国历史与地理作为广阔的背景，也成为他文字的魔力的重大来源。所谓“得江山之助”是也。有学者认为，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把俄罗斯的广袤自然都历史化、神圣化了，也就是说，都变成象征了。这部小说对塑造俄国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形象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一个更为通俗的层面上，金庸不也是这样么？你就看他的《书剑恩仇录》，这会儿在开封和西安聚谋，再一会儿就到了天山南疆吃烤羊肉、喝大碗酒。刚刚还在北京的宫殿，下一刻却在杭州的狮峰上比武。金庸是作为祖国大地的赞美者出现在华人世界的。他的每一出大戏，都精选了一个自然风光绝胜，或历史底色浓厚的地方，倾注了对国家的历史和地理的深情厚爱。

再想想，金庸的书是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国内外华人的圈子里风行开的。大家在偏离中心的岛或半岛上拘缩着，面临着经济的落伍、文化的不振，就像没落的贵胄不能伸张其意志与宏图，一腔幽怨正无处走，恰好有金庸的小说可供想象驰骋，回到荣光的古代，回到奇幻的远方，精神上得到极大的抚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感激金庸，陪我们度过了晦暗的时代，找回了自尊、自信。所以说，金庸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你现在可以不读他的武侠小说，但不能不尊重他在民族心理重建上的巨大贡献。

——江弱水（浙江大学教授）

姜云行绘《神雕侠侣》插图

透过金庸的“江湖”看艺术创作

曾经看过金庸先生写的一段创作后记，大意是创作张无忌这个人物的时候，原来预设的并不是这么一个结局，但在写作过程中，各种因素导致了张无忌这个人物的性格已经由不得他来把握，他必须要按照张无忌的性格去写这个人物的结局，当时我并未完全理解这段文字的含义。

几年以后，在一次创作中突然明白了先生这段文字的含义。

绘画创作某种意义上与文学创作一样，都是由本体语言、结构、叙事逻辑所构成的。每个创作都要有一个预设：画面的经营位置、颜色、技法、肌理等，但是无论在构思之初是怎样的预设，在创作过程中都有可能出现无法预料的偶然性，迫使你放弃初衷，随着人物及其环境的改变去调整自己的创作。

金庸先生的笔下刻画了众多的人物，有大智若愚的，有古灵精怪的，有亦正亦邪的，有阴险奸诈的。但无论哪一种人物性格都是饱满的，超越了黑白分明的简单模式，有人把其归结为一种人文关怀，一种对生命的同情和对人世的悲悯，但如果从创作本体而言，我觉得更多的源于金庸先生的生活体悟与观察。他曾经说过，小昭的原型就是他身边的朋友，他的作品中有许多的人物在生活中都是有原型的，这也许是他笔下人物性格鲜活生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金庸先生笔法平实而感人，因为他在用自己厚实的人文积淀和丰富的人生经历在创作，很多感人的描述是在抒发作者本人的心绪，艺术创作最打动人的就是创作者把自身真实的情绪找到一种恰当的语言方式并有效地呈现出来。

金庸先生从根本上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文学性，把武侠小说“雅化”。

——张译丹（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国家画院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报网副总编辑）

金庸小说抽象继承了古典美学精神

我一直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类似苏轼的词，都是一种类型化倾向严重的文体所“缚不住者”，也是同类文学的“终结者”，他们都为一种文体开辟出以往同类作品所不具备的美感特质和艺术境界。金庸的武侠小说与其他作家的武侠小说不可同日而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文词雅洁，写作时特意避开欧化的语言和现代词汇，因此始终存见中国气派；他抽象地继承了古典美学精神，《诗经》的婉转凄美、庄子的汪洋忠肆、杜甫的忧患忠忱、苏轼的明豁旷达，都能在金庸小说中看到影子。

金庸旧学功底深厚，这些学问巧妙地化入小说中的“名”和“物”中，往往给人惊喜、引人入胜，像中原五绝、五行旗主的名字与五行文化的对应，毒手药王门人暗合古代名医和医学经典《灵枢》《素问》，无涯子寓意无穷无尽，他的两个弟子苏星河与丁春秋的名字，则分别从空间和时间上诠释“无涯”，至于降龙十八掌、《九阴真经》、倚天剑、屠龙刀、六脉神剑、化骨绵掌等神奇的武功和兵器，不但在推动小说情节方面至关重要，于今更内化为一种“集体知识”，成为人人了解其内涵并在生活和交流中常常提及的熟语或暗码。金庸小说的回目也颇具文学性，如《倚天屠龙记》的回目是一首柏梁体古诗，《天龙八部》回目则是五首词，十分别致妥帖，以往小说家从未做过类似尝试。

金庸写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合于情理而不落俗套，既有俗世亲情，也有绝世爱恋，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塑造出不少典型人物和典型情感，喜剧之美与悲剧之美并见，小说围绕着各种情感进行的叙事，也因此充满了独特的关怀。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小说里不少配角的情感故事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如桃花岛门人虽遭师父无理惩罚并逐出门墙，却始终尊师如父，至死毫无怨言；马春花禁不住寻花问柳的福康安诱骗，耽误终身，被福母鸩杀犹不能忘情；膝下无子的张三丰视七个弟子犹如己出，为徒孙治伤不惜以百岁宗师身份屈尊向折辱他的少林寺求助；刘正风和曲洋身属不同阵营，志趣相投而成为莫逆，却因严苛的门户之限惨遭杀戮；康敏因向乔峰索爱不成，最终变成报复社会的魔鬼，仿佛“中国之美狄亚”……这些铭心的情感和故事既可见金庸本人生命经历的影迹，也寄托着他深重的悲悯之情。

——谷卿（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青年学者）

理想而曼妙的美学情境

侠客精神、历史情境与古典美学乃金庸先生落笔出神的三宗要法。三法虽或有平行的关联，然顾之左右，善于凭驭前二法的小说高手亦如恒河沙数，辗之而成的文艺作品亦属汗牛充栋，这便多少泯灭了其艺术的灵晕、营造的瑰伟与文苑的地位。于金庸自身而言，断不敢妄称此二法之开山，于来往的读者而语，亦不甚适于与日俱新的文化之维。若非以古典之美经略其志，所谓的侠客与历史亦不过是以旧充新的谑目之笔，断然没有今日络绎连踵的铭心纸贵。来者多龃龉于此，便更需要理解金庸在构建古典美境上的杰出贡献了。

人的品位与旨趣莫不是理想框架在现实的投影，所谓的扣人心弦亦不过是顺其投影描绘了理想的田园。在金庸的笔下，人物的构成与性格的描写无不依存于一个理想而曼妙的美学环境，而真正构建此环境者便是不可胜数的文化符号。这种符号既包括车马舆服、琴棋笔墨一般实在可见的器物，亦未尝不融汇于天罡地煞、屠龙倚天一般充冗着典故与情操的名讳之中。寄心金庸的读者自然乐于消费其中陆离的情节与拟定的历史背景，但倘若有阙于古典情景的思量，又怎会对其违拗于时代的描绘芥蒂尽失呢？

故而对金庸的消费本身便是一种特殊的经验消费。对读者而言，古典美学也因此成为了其“消费经验”的基本组成。人们正是通过其潜移默化而又切实可见的古典装扮，暂时斩黜了对现实的跼踖不安，亦能由此理解作者为之注入的理想信念，从而保持了与普遍人性的精神共感。

——李子儒（中央美术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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