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维屏

记得中学课本上有一篇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项链》，它写的是一个带有虚荣心的女子玛蒂尔德为了一夜的风光，而后半生跌入尘埃的故事。

当时在学这个课文的时候，都对小说的主人公玛蒂尔德嗤之以鼻，认为她是自食苦果，活该活该。

这也难怪，小说作者莫泊桑在叙述中，也没有对主人公给予更多的温情，甚或是同情，可以看出，小说突出了一个普通人的虚荣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可怕程度。

记得当时语文老师倒是给予了我们适当的反拨提醒。现在看来，中学时代的我们看问题实在有一些偏激，现在回过头看看，老师倒是给了我们许多拨乱反正式的教诲。语文老师当时对我们说：玛蒂尔德固然有爱慕虚荣的一面，但是她也有讲诚信的优点，在她把向别人借的项链弄丢了之后，她没有一走了之，而是凭着自己的劳动，偿还了债务，这种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当年老师讲的话，也就听听而已，根本没有觉得玛蒂尔德身上的那份被虚荣压制住的诚信，其实是相当可贵的。

工作之后，我们关心的更多的事情，不一定是玛蒂尔德式的虚荣，倒更为认同的是玛蒂尔德身上那一份不惜降低生活质量的诚信。

相对于玛蒂尔德用尽漫长的一生去偿还债务的那一份坚韧与执着，我们在身边接触与看到的某些人，却是另一种表现，这些人往往在背上高额负债之后，就是拍拍屁股走人，丢下烂摊子，绝尘而去，让别人去承受后果。

这些人当年也是呼风唤雨，享尽虚荣，他们与玛蒂尔德一样，也在快乐着金钱支撑着的游戏带给自己的荣光，但是那些虚幻的财富很快就像玛蒂尔德用来支撑她一夜虚荣的项链一样，不翼而飞了，这些人立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开溜，甚至跑到了国外，我最近遇到的一个客户，其父母就在骗了人家数千万元之后溜到了澳大利亚。这些人，相对于玛蒂尔德的有债必偿的人生准则而言，无疑是霄壤之别。

为什么《项链》中的玛蒂尔德不值得同情？这完全是因为莫泊桑的立意，他在写小说时，就是想说明虚荣的危害性，他根本没有去讨论一个人在偿付代价时的诚信问题。小说里的玛蒂尔德落入尘埃后的艰难生活，也是为了衬托她当年的虚荣的繁花的。可以说，小说里的前“因”压制了后面的“果”，而这个“因”过于强大，让玛蒂尔德出于诚信而结出的这个“果”消蚀了所有的光芒。

最近看到一则故事，使我看到了共产党人身上感人至深的诚信风范，故事似乎与《项链》有某种相似性，但是因为没有玛蒂尔德那个似乎是罪大恶极的“因”，所以，那个“果”的伟大性质便凸显无疑。

这是记载在红岩革命纪念馆中的一则小故事。1944年，当时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会计王辉，其职责是掌管秘密经费，因而被称为“掌握周恩来活动经费的人”。后因事交接，发现账目上少了一万元，大惊，为此，她采取玛蒂尔德一样的办法，变卖物品，纺线织布，干粗活，总算把一万元还上了。

一次，周恩来见她面容憔悴，问其何因，并告诉她，真相查清了，是因为一位捐款者少交了一万元。“责任不在你，你受委屈了。”

使我感动的是，共产党的领袖能够无微不至地关心到一个普通的员工，更使我感怀的是，一个共产党的普通办事人员能够如此看重自己的诚信准则，在责任涉入到迷障的情况下，承担了一份对集体对组织的兑现诚信的职责。

在这则历史史实中，因为没有玛蒂尔德式的前因，我们看到的是玛蒂尔德也拥有的那一份不容分说的对诚信与职责的执着与固守。那一份甘愿承受个人的委屈而将诚信置于高于天的地位的心理，可以洞见共产党人品德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部分，那就是诚信同样是一种生命一样珍贵的存在。

在今天大力重塑诚信的社会气氛下，玛蒂尔德的后半生用半辈子的艰辛对于诚信的恪守未尝不能给予我们几份感动的力量，而一个共产党员在诚信体系丧失、乌烟瘴气的国民党临时首都的生存环境下，能够以出污泥不染的情怀，严守着对诚信的执着，或许更折射出为什么共产党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本质原因。诚信看似很小，但却可能事关着一个社会的存亡。

我想，在今日诚信每每受到社会浊流狙击的情况下，重新感受一下玛蒂尔德的那一份天经地义的对诚信的兑现，一个普通共产党员不由分说的对职责的期守，我们不仅获得的是一种启发，更多的是一种感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