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垣五彩挂笺又称染彩春吊、大字、过街马、吊的、彩吊，一般贴于大门、门楼等处，婚礼庆典、门市开业、节日联欢中也能看到，意寓祈福、纳祥、辟邪、娱乐、美好，是迎春和年俗文化的组成部分与重要元素，在众多门笺中独树一帜。它不同于寻常的单色挂笺和彩色挂笺（所谓红、黄、紫、蓝、绿五色门笺、套色门笺或曰挖补门笺），在形制、结构、用料、制作方法上也不一样，抛开了简单长方形窝臼，其以染彩施之，配以文字书写，其色不是单染，而是多色晕染，并将毛笔书法融入其间，色彩的自然晕合妙趣横生更彰显其唯一性。除囊括别的地方门笺所具特式外，更有其自身的独到之处，是当地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独特的文化历史环境中形成的颇具特色的集染、刻、写为一体的全套型民间艺术，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其是承载支撑人们民间年庆、春俗的意义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容，它的存续已成为建构、延续地方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形式与载体。保护和传承襄垣染彩春吊文化是保护春笺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内容和必要形式。

图为：襄垣五彩挂笺

古人很早便有戴胜、用胜的风俗，或“立春幡于门外”，或“设彩燕以迎止”，或“书宜春以赞时嘉祉”。彩燕即合欢罗胜，实由祭祀句（gou)芒神变异而来。《山海经·海外东经》说：“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是主草木生发的春神。剪燕实际是对句芒神形象的摹状，且燕子往往被认为是春暖花开的风向标，正所谓“燕子不归春事晚”（ [唐]戴叔伦《苏溪亭》），故而“彩燕迎春”成为传统社会一个重要的春日活动范式。隋唐时，俗间已“悉剪彩为燕子，置于楹檐，亦戴”（[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唐代孙思邈《千金玉令》有曰：“立春日贴宜春字于门”，襄垣当地依然将写大字的传统保留在了春笺文化中。“礼随时变，而器与事易 ”（傅咸《纸赋》），元明以降，剪彩为胜、彩燕迎春之俗进一步演变，人们将意义反复叠加其上，襄垣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下，逐渐形成特有的挂笺形制与挂笺文化。

染彩春吊材料原来用当地的麻头纸，高丽纸，后改用生宣纸，一般四个为一组。 分剜花五彩与不剜刻五彩，不剜花五彩也叫“雷大字”，是将纸多层折叠直接染色，自然形成放射状图形，不在上面书写字样，多用于庙会节庆烘托气氛。总体结构上，染彩春吊融入传统店铺、行业标识招幌元素，由上下两部分组成，即身子（或曰肚）、腿（或曰燕尾、尾yi巴），上部为长方形，四周剪刻各种吉祥图案，中间写字，下部分为左右对称的两个三角形组成的燕尾，构成张开的剪刀形。与其它地方不同，襄垣地方彩吊以燕尾形制，一是“彩燕迎春”之故，亦有剪刀“剪春”之意。同时，彩吊以五彩隐喻春相，寓意希望，也予示着收获。其制做上经备料、分裁、镂刻图案、染料加温、浸色点染、凉晒、熨平、组合粘贴，书写吉语等工序而成。

染彩春吊传承方式为家庭传承与师徒传承，以前遍及襄垣多半乡镇，形成了一个制作群体。建国后县供销联社生产资料公司还曾将艺人集中起来制作染彩春吊，统一分配到各个乡村供销社进行销售。其家庭与师徒间言传身教、心领神会的承传，随时间淹浸长短对染纸湿度及时间与火候的掌握更是需要制作者凭借自身的悟性和长期的操作实践才能习得，其工艺具有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

贴染彩春吊具有极强亲民性、装饰性、寓意性，有助于理解对地方民风民俗、社会变革与人文意义世界，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非遗价值和研究价值。其形制与人文活动可谓国人宜春之活化石，作为上党乡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地方民间传统文化遗产重要载体之一，其跨越时空的长期性及独特的文化地域性，所承载的古老“彩燕剪迎春”、“笔墨书宜春”文化涵义，使其有着珍贵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

然而，现代社会信息交流频繁，加之经济利益驱使，原材料涨价等因素，使得制作成本上升，收益甚少，制作工艺难以为继。特别机械刻制对传统生产方式产生巨大冲击和挤压，使得手工制作生存空间越来越小，面临失传危险与生存危机，不仅对手工染彩春吊造成冲击，其压缩的不仅是“大字”本身，更可怕的是使这种年俗的文化空间遭到破坏，文化传统延续受到影响。不过，它在市场中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随着非遗成为文化自觉的一种路径，它亲民实用，贴近民众生态，投资少，易操作，作坊小，原料丰，农民可利用农闲业余时间进行加工增加收入，具有相应的经济价值，发展前景看好。在人们越来越抱怨没有年味的当下，它的存续已成为建构、延续地方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形式与载体，是保护年俗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内容。如果说彩吊是迎春的话，那么我们要做的是留春，现代人住进了高楼，距离自然远了，失去了年俗贴挂笺的环境，春节的文化空间正在缩减，更需要我们去追寻民族的传统，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培养文化自觉自信。（来源： 长治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