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杨森在四川军阀群体中是个比较独特的人物。这个人一生喜欢追慕时代新潮，借此博取虚名，所以被当时的四川民众评价为“好大喜功、沽名钓誉”的典型。

杨森向以思想开明自诩，那他用人最喜欢用什么人呢？就是那些持手杖、穿洋服的新派学生。只要有人说是国外某某学校毕业的，他根本不作详细考察就立即招纳入幕，给他们挂上秘书头衔，成为他的智囊团成员，其目的不过是以此来装点门面。

这种风气一经传出，国外留学生及国内大学毕业生蜂拥前来投效。每天手持北京、上海或欧美毕业名片，请求拜谒杨森的洋学生不下百十人。这些人自然是鱼龙混杂，十之七八所持的名片都是伪造的。

杨森当然也不可糊涂到没边，发现这种迹象后，就贴出告示，明令禁止学生捏造名片请求拜谒。只不过，抱有侥幸心理，想投其所好、蒙混过关的人，仍是络绎不绝地找上门去。

此事在四川一时传为笑话，别的军阀更是用“秘书成连”来讽刺杨森的沽名钓誉。

杨森刚愎自用，又特别忌讳才能超过自己的人，所以他的秘书们处处小心谨慎、察颜观色，唯恐昨天刚被主人请来，今天哪句话说得不对，触怒杨森，被逮捕后送交陆军监狱或立即推出枪毙。

杨森自诩开明，但他的家庭内部却极端封建守旧。当时四川民众传言杨森有妻妾十二三人，数字不一定准确，但杨森一生多娶妻妾的确是事实。

也许是受杨森本人爱标榜新潮的影响，他的妻妾们一个个都是时髦新派穿着，短发革履、墨镜金表，个个是时尚娇娃。她们不惧抛头露面，终日到处开会演讲，为女权而奔走。在其众多妻妾中，又以田衡秋最是出尽风头。当时，成都市民都称杨森的妻妾为“姑子式的督军太太”。

成都、重庆一带的女学生对杨森妻妾们的新派装束都羡慕不已，纷起效仿，十之四五都剪去头发。每到星期天，她们都提着皮包沿街购物。这种着装在上世纪20年代的四川各大中城市竟然成为时尚，于是当时市民们又称这群青年女学生为“尼姑式的学生”。

杨森一贯以“建设者”自居，他还极喜欢别人用“建设者”的美名来赞誉他。

杨森所招揽网罗的一帮留洋学生为迎合他的旨意，屡屡向杨森提一些新奇的建议。杨森一时兴起，马上就干，但没过多久，多半把这些项目扔到爪哇国去了，根本不再过问。

于是乎，杨森所办的事业大多数不能成功。四川民众对他“富于好奇嗜怪之心理，炫世骇俗，以勾致多数人之注意”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

杨森早在1917年任永宁道尹时，即大谈“时新、进步”，提出“建设新川南”的口号，在泸州修马路和体育场，兴办学校。

1921年杨森被刘湘委任为重庆商埠督办，专办市政事宜。他在当地修建城郊马路及沿江码头、开辟市区公园，深得洋人赞许，一时搞得“轰轰烈烈”，着实风光了一把。

1924年到成都任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更是大搞市政改革，初步修成了商业中心春熙路。

40年代后期，杨森任贵州省主席时，又提出“建设新贵州”口号，在贵阳整修街道、美化市容、建造体育馆和游泳场，每年定期举办运动会。他还不忘以贵州省政府的名义，广为散发“建设新贵州”的十首歌曲，为他本人歌功颂德。

“新建设”是杨森每到一处必办的事业，也是易见成效的一种粉饰。他的所谓“新建设”，一时间还让人难辨真假，至少当时他还是有不少支持者的。

杨森推行“新建设”，为了急于搞出一番成就，往往不顾当地居民的承受程度，强行推进，结果引起民怨沸腾。

成渝两地街道破烂不堪，两侧店铺侵街占道现象十分突出，而且商店招牌四处悬挂，妨碍交通。

杨森想拓筑城区马路，就勒令街道两侧店铺各退后数尺，缩进柜台，让出路基，店前招牌限期拆毁，违抗命令者由士兵率工匠强行拆房屋、锯柜台、砸招牌，完全是一派蛮横的军阀作风。

重庆人多喜养狗，但狗因居处不洁净，十之八九都传染有疮痈，不少人也被狗传染上。杨森对此深恶痛绝，命令警察将城内无主的野狗、疯狗和病狗一律逮捕运到城外枪毙，“一月内市犬绝迹”。对于饲养的家犬严加管理，发给牌号，上写主人的姓名挂在狗颈，每月还要缴纳洋元4角。这一规定激起重庆市民的强烈反对，而寓渝洋人对些则颇为赞许。

杨森在成渝两地的市政改革举动虽然顺应了城市发展的客观需要，也确实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方法不当，致使民众非议。有市民暗地里称杨森是“专门杀狗、拆土地庙、锯柜台之督军”，以发泄内心的不满。一些报人也称杨森“多更张而少系统”，根本就是一个破坏家，绝对不是什么建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