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面说过，鲁迅和周作人都把建立自由独立的人性作为改造国民性的目标。围绕这个目标，他们对于建立理想国民性的条件和方法，提出了各有侧重的观点。

在周作人的思考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宽容来保障自由的理论，他认为：每个人的生活、感情和意见，都应该受到充分尊重。当时的中国，最缺乏的就是这种宽容精神，中国人习惯服从和压制，现实中的干涉与迫害，都来自于不承认他人的权利。更不懂得，承认他人的权利，也是维护自己权利的保障。

周作人举了一个例子，想要在宿舍里拉胡琴是个人自由，但前提是不能影响别人读书。现代文明社会，需要建立以宽容和保障自由为原则的道德和法治。周作人的宽容论有一些独到之处：比如，当受到压迫时，绝对不能宽容，但是获得权力以后，则要多讲宽容。“五四”初期，周作人全力支持受压迫的知识分子和白话文运动，但到了1920年北洋政府规定全国课本都采用白话文后，他则开始呼吁对文言文给予保留和宽容，他认为，任何东西一旦确立一个权威标准，就开始走向反面。

在周作人出任伪政府要职后，有个从前的北大学生到他那里求职，因为没有见到周作人，就在门外大声叫骂，几天以后，他就安排这个学生上任了。有人问周作人为什么会这样做，他说“到别人家门口去骂人，这是多么为难的事，这个人太值得同情了。”周作人的学生、著名作家废名对周作人的概括是：他对人宽容，对自己更是宽容，绝对不和自己过不去。这也是形成他人生悲剧的性格因素。

鲁迅对国民性的理想，显得更加全面和深刻。鲁迅呼吁建立真正的民族自强精神，这种自强，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既要抵抗西方的强权和霸权，又要警惕自己成为强者后去建立新的强权。鲁迅认为，反对帝国主义，关键是使自己变强。

1935年，在日本入侵中国时，鲁迅就提出，要向敌人学习，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但这也正是鲁迅清醒的表现：要战胜敌人，必须吸收他的优点。对于如何解决奴性，鲁迅比较多的谈到了知识分子的人性问题：他认为，首要前提，是解决安身立命的经济问题，“自由虽然不能买，但是会被卖掉”，知识分子的生存能力要是像孔乙己那样差，自由就无从谈起了。

其次，要有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作为精神支撑。鲁迅对比了中俄两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习惯选择最适宜、最舒服的生存方式，善于变化立场来适应环境；而俄国知识分子由于宗教情结，具有殉道精神，更利于保持独立思考。对于建立超越的精神力量，鲁迅和周作人都提到了梦想。对梦本身，他们都持肯定态度，只有在梦中，人才会摆脱了现实限制，进入更自由的境界。对梦的呼唤，也是对人性健全发展的呼唤。特别是当时的中国人民非常缺乏梦想。

在这里，本书作者对鲁迅的观点进行了深入阐释：他认为，不会做梦的民族没有希望，中国人不能放弃非功利、单纯美好的梦想，但不能不顾及主客观条件，强行将彼岸的理想搬到现实此岸来。民族和个人的梦想，应该作为终极关怀，存在于彼岸，用彼岸照亮此岸。

怎么塑造理想的国民性呢？鲁迅和周作人都把希望放在了教育上。鲁迅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是“救救孩子”，周作人也非常重视儿童问题。周作人提出，儿童是人，不是成人的附属品，必须尊重儿童的独立性。同时，儿童是儿童，还没有建立独立的价值，需要科学的教育。

鲁迅提出，当时中国的儿童教育，要么是放任，养成了暴躁的霸王，要么是终日苛责呵斥，使孩子仿佛变成了一个奴才，而奴才与霸王会互相转化，在家是霸王，出门就成了奴才。对儿童的教育宗旨，鲁迅和周作人提倡顺应自然天性，保护儿童的幻想能力、儿童的思维，维护好原有的蛮性和生命力，保护好儿童率真的天性。比如，儿童时代是没有义务的，玩耍是儿童最该做的事情。

题外话：读书可以扩充我们知识边界，获得更多看问题的视角，但盲从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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