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周作人都倡导自由独立,目标一样但观点不同,对教育却一致

我们前面说过,鲁迅和周作人都把建立自由独立的人性作为改造国民性的目标。围绕这个目标,他们对于建立理想国民性的条件和方法,提出了各有侧重的观点。

在周作人的思考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宽容来保障自由的理论,他认为:每个人的生活、感情和意见,都应该受到充分尊重。当时的中国,最缺乏的就是这种宽容精神,中国人习惯服从和压制,现实中的干涉与迫害,都来自于不承认他人的权利。更不懂得,承认他人的权利,也是维护自己权利的保障。

周作人举了一个例子,想要在宿舍里拉胡琴是个人自由,但前提是不能影响别人读书。现代文明社会,需要建立以宽容和保障自由为原则的道德和法治。周作人的宽容论有一些独到之处:比如,当受到压迫时,绝对不能宽容,但是获得权力以后,则要多讲宽容。“五四”初期,周作人全力支持受压迫的知识分子和白话文运动,但到了1920年北洋政府规定全国课本都采用白话文后,他则开始呼吁对文言文给予保留和宽容,他认为,任何东西一旦确立一个权威标准,就开始走向反面。

在周作人出任伪政府要职后,有个从前的北大学生到他那里求职,因为没有见到周作人,就在门外大声叫骂,几天以后,他就安排这个学生上任了。有人问周作人为什么会这样做,他说“到别人家门口去骂人,这是多么为难的事,这个人太值得同情了。”周作人的学生、著名作家废名对周作人的概括是:他对人宽容,对自己更是宽容,绝对不和自己过不去。这也是形成他人生悲剧的性格因素。

鲁迅对国民性的理想,显得更加全面和深刻。鲁迅呼吁建立真正的民族自强精神,这种自强,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既要抵抗西方的强权和霸权,又要警惕自己成为强者后去建立新的强权。鲁迅认为,反对帝国主义,关键是使自己变强。

1935年,在日本入侵中国时,鲁迅就提出,要向敌人学习,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但这也正是鲁迅清醒的表现:要战胜敌人,必须吸收他的优点。对于如何解决奴性,鲁迅比较多的谈到了知识分子的人性问题:他认为,首要前提,是解决安身立命的经济问题,“自由虽然不能买,但是会被卖掉”,知识分子的生存能力要是像孔乙己那样差,自由就无从谈起了。

其次,要有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作为精神支撑。鲁迅对比了中俄两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习惯选择最适宜、最舒服的生存方式,善于变化立场来适应环境;而俄国知识分子由于宗教情结,具有殉道精神,更利于保持独立思考。对于建立超越的精神力量,鲁迅和周作人都提到了梦想。对梦本身,他们都持肯定态度,只有在梦中,人才会摆脱了现实限制,进入更自由的境界。对梦的呼唤,也是对人性健全发展的呼唤。特别是当时的中国人民非常缺乏梦想。

在这里,本书作者对鲁迅的观点进行了深入阐释:他认为,不会做梦的民族没有希望,中国人不能放弃非功利、单纯美好的梦想,但不能不顾及主客观条件,强行将彼岸的理想搬到现实此岸来。民族和个人的梦想,应该作为终极关怀,存在于彼岸,用彼岸照亮此岸。

怎么塑造理想的国民性呢?鲁迅和周作人都把希望放在了教育上。鲁迅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是“救救孩子”,周作人也非常重视儿童问题。周作人提出,儿童是人,不是成人的附属品,必须尊重儿童的独立性。同时,儿童是儿童,还没有建立独立的价值,需要科学的教育。

鲁迅提出,当时中国的儿童教育,要么是放任,养成了暴躁的霸王,要么是终日苛责呵斥,使孩子仿佛变成了一个奴才,而奴才与霸王会互相转化,在家是霸王,出门就成了奴才。对儿童的教育宗旨,鲁迅和周作人提倡顺应自然天性,保护儿童的幻想能力、儿童的思维,维护好原有的蛮性和生命力,保护好儿童率真的天性。比如,儿童时代是没有义务的,玩耍是儿童最该做的事情。

题外话:读书可以扩充我们知识边界,获得更多看问题的视角,但盲从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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