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1929年《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叶企孙

谦谦君子，年少有为

叶企孙出生于上海书香门第家庭，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小小年纪便修得了一身儒雅气质。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时，成立清华校史上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作。“范围极广，如天演说、苹果选种、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等等”。他当时不过十七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务实之风，可见一斑。

1918年，21岁的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这一年他23岁。

叶企孙

学成报国，大师之师

27岁时回清华执教，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很清楚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这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来作行政的工作。他的学生回忆“第一届学物理的有4个人，第二届只有2个人，第三届只有1个人。从一年级到三年级，都是他一个人教，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不是他想单枪匹马，而是请不到合适的老师。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正当盛年。冯秉铨毕业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

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他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分。他允许这位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要扣去25分。叶企孙还提携当时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华罗庚，还“打破常规”,送华罗庚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这使他接触到世界数学领域的前沿,追踪顶尖的数学大师,跃上世界一流的数学家队伍之中。

他的学生后来基本上都成为了科学领域的杰出人物。23位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的科学家中，有19人都是他的学生。人人尽知的，像这几位：

李政道：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

杨振宁：在世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

邓稼先：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钱三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

黄昆：世界著名物理学家、中国固体和半导体物理学奠基人之一。

叶企孙(右二)与清华学堂同学合影

叶企孙(右二)与清华学堂同学合影

独立、自由、民主是大学的原则

清华的校史有纪录“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

第二年，他当选评议员，当时他不满30岁。这个改革，就来自“少壮派”的推动。日后清华校史的研究者说“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 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钱学森是他的学生，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知道，钱学森去世前的遗问，不光指向未来，也是一次拼力的回头一望。建国后他仍然当过一段清华的一把手，一直到1951年。

1932年，清华物理系职工合影

1932年，清华物理系职工合影

时代的悲剧，永远的伤痛

1968年初，吕正操将军遭到错误审查时，叶企孙弟子“熊大缜特务案”被重新提出并进一步调查。连普通国民党员都不是的叶企孙，竟被诬为国民党在清华的头子。

熊大缜——叶企孙先生学生兼助手，1938年4月，熊大缜放弃赴德留学的机会，参加八路军，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兼技术研究社社长，领导研制烈性炸药、地雷和无线电设备，积极从事抗日活动。1939年春天，国共关系急剧恶化，共产党在各个根据地都成立了锄奸部，发起了清洗汉奸特务的锄奸运动，将熊大缜污蔑为奸细，用石头活活将其砸死。而他甚至在死之前都请求不要用子弹，不要浪费兵工厂里千辛万苦生产出来的为数不多的子弹。

1969年，因实在找不到叶企孙是特务的证据，而将他送回北大监督改造。他原来在镜春园的教授房子被没收。教授待遇也被取消了，每月只有50元的工资，他住进了一间又黑又破的房子，每天过着囚犯般的生活。

后来，已年过七旬的叶企孙教授却被北大的红卫兵当作“CC大特务”挂牌批斗、抄家，关进牛棚，6月28日竟然被中央军委办公厅逮捕、关押。在押期间，惨遭毒打，脊骨受创，大小便失禁，身心受尽折磨，受过8次连续提审，写过多次“笔供”。但他所有的话总结起来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

在听说两弹元勋姚桐斌被乱棍打死，爱徒赵九章含恨自杀之后，他精神崩溃、错乱，出现幻觉。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侄子看着“甚觉悲哀”，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他说“有，是你耳朵聋，听不见。”当时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到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忍不住流泪，悲愤交加，谁能想到，一个科学泰斗竟然到了这步田地。

然而就在叶企孙教授身陷囹圄被逼“交代”为什么会被国民政府选中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时，他仍坦然且不无自傲地回答：“据吾推测……是因为吾对于各门科学略知门径，且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使能各展所长。”他的传记作者虞昊和黄延复感慨：试问，即便在今天，能够“做到这份上”的，有几人？

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两年后，在北大作教师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张之翔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阿，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他泪流满面。“…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天，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熊大缜寄给叶企孙的照片

天理昭昭，明明如炬

1977年1月19日，八宝山公墓举行了叶企孙先生追悼会，由于历史的原因，在那个小规模的追悼会上，悼词只字未提叶企孙在我国科学事业和高科技人才培养方面的巨大贡献，更未洗刷叶企孙先生生前所蒙受的屈辱，作为叶企孙挚友的吴有训先生愤而退场，以示抗议。

1987年，在年过八旬的吕正操将军的努力下，他和熊大缜终于得以平反。1992年，海内外上百位学者联名呼吁，请求清华大学为他树立铜像。1995年，铜像落成。

叶企孙铜像

铜像虽成，逝者已矣，万古长悲。我们遗忘了太多太多，我们抹去了太多太多，我们做错了太多太多；当有一天，这些在暗夜里默默支撑支撑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前行的本质力量被彻底抹去、淡忘的时候，漫漫长夜呵，又将何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