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时期，为壮大秦国实力，提高百姓的生产积极性，采用商鞅之法，废除井田制。这种新的土地制度可以让人民进行土地的自由买卖，不用多想，一些有头脑和有实力的人自然先富了起来。人的贪婪天性导致富人不断地占据越来越多的土地，穷人则被压榨得越来越穷，几乎无立锥之地，身家性命任人拿捏。

而这世界的规则是由强权者制定的，古往今来，无外乎如此，就算有所改观也仅是换种形式而已。得到好处的贵族官僚、王公大臣和富人，断是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这已放在嘴边的肥肉，因此商鞅的这种新的土地制度很快风靡起来。后来虽有不少人有心改变这种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局面，且做过努力，但终究是双拳难敌四手，如蚍蜉撼树，掀不起多大浪。

虽然商鞅这种新的土地制度更符合社会技术的进步，但随着既是出人意料又是必然的发展。王权和皇权受到威胁，阶级矛盾也愈加恶化。针对这种局面，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限田废奴”的主张，这只不过是井田制在新时代的变形，不过并未得到有效实施。汉武帝时期还好，毕竟战争不断，因为战争虽为大多数人所不喜，却不能不说，以历史经验来看，战争是社会实行大洗牌，财富进行回流再分配的最好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因此此时期，虽然贫富差距依旧存在，但穷人也可以通过建功立业成为富人，富人中同样可以借此清洗掉一批人。由此衍生出了另类的“共同富裕”，富人可以成为穷人，穷人可以成为富人，原来的穷人则可以跻身原来的富人阶层。

战争这个东西是不可能一直进行下去的。和平往往隐藏着战争，而战争又蕴含着和平的新生。武帝时代过后，汉朝接下来基本上是太平盛世，社会阶层又基本回到了富人还是原来的富人，穷人还是原来的穷人的局面。只不过在这难以创造“商机”的太平年代，富人可以尽情的压榨穷人，穷人饱受富人的折磨，变得越来越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

一路直至孝哀帝即位，先后历经霍氏掌权，许、史尊崇，宦官当道，赵氏显贵，王氏独大。真是大家族来了一波又一波，其中又夹杂着数不尽的各大中、小家族与王公贵族，因此到了这时，豪有的吏民家产数目达数万万，而穷弱的人却愈加困乏。于此史丹向哀帝提出“限田限奴”的建议，以缩减这种贫富差距。史丹的主张一旦实施起来，无异于是在富人的钱包上扎了一个大大的窟窿。当时汉哀帝才刚坐上皇位，前有虎视眈眈的王家，后有一心想壮大傅家的傅太后，右又有数不尽的公卿大臣，左又有地位尊崇的皇亲国戚，旁边还有两眼欲穿的于氏，以及还有哀帝本人那急于培养自己势力的小九九。正所谓财聚人散，财散人聚，拉拢人是需要展现点利益的，由此师丹的建议便被搁置一边。后世的种种类似情况也不外乎如此。

至此，可知。当社会一旦出现财富两极分化时，穷人与富人的差距，如星星之火般愈演愈烈。大火总是会出现，只是在特殊的时间，换了个不同的地方，变了种特殊的方式而已。与其说是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不如说是人情世故的不可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