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咱们来说田余庆先生的《秦汉魏晋史探微》这本书

我们知道一个政权能够维持的最先决条件是要有物质基础，也就是要有足够的税收。而秦汉时期的税制是按人头收税。因此秦汉时期国家能掌握的人口越多，能收得的赋税也就越多，而掌握全国各地的人丁户口也就成了国家的头等大事。但是自汉武帝之后，随着国家连年对外征战，造成国家掌握的户口越来越少，就成了当时政府要迫切解决的社会问题。

《汉书》上说，汉武帝从公元前134年开始，对外用兵数十年，天下户口减少一半。你可能会觉得，人口减少是因为当时的人都去打仗，战死沙场了。的确，打仗就会死人，但是汉武帝时期户口的减少还真不完全是因为战争死亡。户口减少的更重要原因是沉重的赋税使得大量小自耕农破产，他们的土地被大地主兼并，他们自己则成了依附大地主的奴婢，而对于依附奴婢政府是没办法掌握他们的户口情况的，这才是天下户口减半的主要原因。

这些依附民与地主之间的依附关系随着历史的推演，是在不断增强的，而这些地主势力也在不断壮大，我们就会发现，史书上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来称呼他们了，那就是“豪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豪族。虽然在秦朝以前也有人因为各种原因成为大地主的依附，但是当时这种依附关系并不强，史书上也没有出现过“豪民”“豪族”之类的称呼。而到了汉代，尤其是汉武帝以后，“豪族”“豪民”这一类的词在史书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可见在汉朝，豪族问题已经成了一个影响巨大的社会问题。

汉朝的这种依附民与地主之间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汉武帝到汉宣帝时期，这个时期人身依附关系还不是很强，豪族的影响力还很有限，国家可以采用相应的政策来遏制豪族势力的增长。第二阶段是从西汉末期到东汉光武帝初年，这个时期的豪族已经有足够能力来吸附更多的流民，而且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国家已经很难对他们采取有效的抑制手段。第三阶段是光武帝之后的东汉时期，这时的依附民与地主已经不是简单奴役关系了，相反，这些依附民已经融入到了豪强地主的宗族体系内部，而豪强地主的经营方式已经发展成了田庄模式。

三个阶段总的来说是随着人身依附关系不断增强，国家对于豪族的控制力越来越低，最后只能向豪族势力妥协的方向发展。接下来我们来详细讨论下这三个阶段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情况。

汉宣帝以前，也就是第一阶段的人身依附关系发展情况，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流民问题得到反馈。西汉的流民是非常严重的，汉武帝元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07年，流民数量就已经有200万。我们刚才说小自耕农破产很多会将自己卖给豪族，成为豪族的依附奴婢，但是就算这样还是有许多破产农民成了流民，可见由于当时豪族阶级刚刚兴起，还没有能力吸收这么多的流民。也就是说汉武帝时期的人身依附关系还不是很强，豪族的影响力还很有限。

对于这些刚兴起的豪族阶级，政府如果采取强硬的对策，还是有办法遏制他们势力的扩大的，这种强硬的对策就是徙陵。什么是徙陵呢？其实这种制度起初并不是为了抑制豪族才诞生的。秦汉时期的皇帝都是刚刚继位就为自己修陵墓，陵墓修好之后，周围不能太荒凉，这就要有人来为皇帝守灵。

我们看电视经常会看到某个官员父母死要告假回家为父母守灵三年，你可不要以为给皇帝守灵就几个人在这搭个小屋在里面住三年就完事了。秦汉时期为了给皇帝守灵有时候是要在周围新开发出来一个城镇，整个城镇居民都是皇帝的守灵人。像秦始皇就迁徙了三万人到骊山墓地，汉高祖刘邦也迁徙了十万人到长陵。

刘邦迁徙这十万人，多是先秦时期的旧贵族，而后来证明刘邦这次徙陵有效地遏制了这些旧贵族势力的复苏。所以之后的汉朝皇帝就用徙陵制度来对付豪族。从高祖到宣帝这100年间，一共实行了七次徙陵，而且武帝之后还规定，迁徙之后大宗族必须要分开居住，这就有效打击了豪族势力。

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这种徙陵制度虽然可以打击豪族，却也有两个弊端。第一就是这种制度必须要有一个强势的皇帝和中央政府，否则必然会遭到豪族的反抗。第二就是一次迁徙这么多人，肯定会造成人心不安，引发社会动乱。

所以到了汉元帝之后，皇帝变得不再强势，社会也开始不稳定，徙陵制度也就实行不下去了，西汉政府也从此失去了对豪族势力的有效控制。而随着西汉末年天下大乱，汉朝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发展到了第二阶段。

战乱势必会使得流民增加，而此时的豪族经过西汉200年的发展，已经有了足够的能力来吸附更多的流民，甚至到了东汉初年，天下恢复和平之后，流民问题反而不再像西汉那样严重了。

而这一阶段的豪族相比于第一阶段也有了更强的影响力，他们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因为西汉末年的战乱，豪族们有的为了在乱世中自保，有的为了参与到乱世的角逐中，都纷纷发展起了自己的武装，而东汉的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就是因为得到了这些豪族的支持才能统一天下。

不过豪族力量的增强，也就意味着国家能掌握的人口越来越少，这样中央政府就会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力。所以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就发生了度田事件。度田就是国家要核查土地，重新统计户口。但是我们刚才说刘秀是因为有了豪族的支持才建立的东汉，那么东汉时期的豪族自然要比西汉更加强势，所以这时候就连统计户口这种事，国家都已经没办法进行了，它遭到了豪强大族的强烈抵抗。尤其是在光武帝刘秀的老家南阳一带，因为南阳的豪族多是功臣和皇亲，所以对于南阳的土地和人口情况，官员连问都不敢问。

不过刘秀也是位强势的皇帝，即便是遭到抵抗他依然要强行推行度田，他还处理了不少推行度田时办事不利的官员。但是在中央政府相对于豪族明显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强行推行这样的政策，必然会引发社会动乱。我们刚才说西汉末年豪族已经有了自己的武装，其实这些武装到了东汉依然还在。

政府要强行度田，那么豪族只能用武力保护自己的利益，结果全国多地都发生了豪族的武装叛乱。面对这样的结果，政府也只能妥协，默认豪族保有自己的佃农和武装。而随着政府的妥协，汉朝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就发展到了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因为没有了国家干预，豪族自然会更进一步兼并中小自耕农成为自己的依附。但这时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不是简单奴役关系了，相反，这些依附民已经融入到了豪强地主的宗族体系内部，而豪强地主的经营方式已经发展成了田庄模式。田庄主人会给予他的依附民扶持和帮助，依附民也有义务为自己的主人效忠，而且这种帮扶关系是世代维系的，所以经过几代经营之后豪族阶级也就成了我们日后所说的世家大族。

因为世家大族这种以宗族为纽带和依附民的绑定关系，所以这些大族在地方上拥有很强的影响力。东汉时期有这么一句民谣，说汝南太守的任务就是盖个章签个字，真正管事的其实是出身本地大族的范滂。这就是说范滂虽然不是太守，但实际上已经是汝南地区的最高领袖了。而汝南只是当时众多州郡的缩影而已，东汉时期地方大族主导州郡的行政运作已经成了普遍现象，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地方的直接控制能力。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我们看东汉末年群雄割据，这些诸侯很多就是豪强大族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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