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布朗为何坚持西方人和中国人之间没有什么认知的藩篱?

那些蔑视中国人的西方人,让人联想到狄更斯《圣诞颂歌》(Christmas Carol)里的吝啬鬼斯克鲁奇(Scrooge)。斯克鲁奇认为:“穷人和受苦者,如果想死,最好去死,正好减轻剩余人口的负担。”鬼魂严厉地质问他:“人啊,如果你有心,心里不是铁石,就先抑制住怒火,搞清楚到底什么是剩余人口,他们在哪儿。是你来决定谁该死谁该活吗?只有上帝的眼睛才能分辨出,你是否比成千上万个穷人的孩子更适合活下去。啊,上帝!请倾听树叶上昆虫的哀鸣:在尘世上有太多饥饿的兄弟!”

狄更斯

事实上,有很多中国人值得我们尊重和肯定。中国有很多民众确实愚钝无知,但是也有很多民众强大睿智。中国成千上万的儿童有着和美国儿童一样聪明可爱的脸庞。欧洲人和美国人对中国人性格的判断并不公平。我指的并不是顽固腐败的满族官僚,也不是目无法纪的土匪强盗,也不是居于社会底层的龌龊猥琐的流氓恶棍,更不是随时准备蛊惑人心的巫婆神汉。我指的是作为整体的中国人,因为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我们截然不同,所以常常被西方人误解。

西方人和中国人之间没有什么认知的藩篱,在我们不能理解他们的时候,让我们远离偏见和意气用事,以尊重的态度去看待一个经历了数千年历史考验、其传说延伸到无法确知的远古时代的伟大民族——他们节俭、忍耐、勤劳,而且不像美国人那样,他们懂得尊重父母。在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城之前的200年,他们的祖先就有了确切的记录;在基督教时代开始之前,他们就已经在使用火器了;他们最先种植茶树、制造火药、烧制陶器、提炼漆胶;当我们的祖先还穿着兽皮睡在山洞里的时候,他们已经穿着丝绸住在房子里了;他们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比欧洲人早400年;他们发明了航海用的指南针,没有它,大海难以安全穿越;他们构想出人工内陆航运体系,成功开凿了600英里长的大运河;他们在山峰上开凿道路,在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博士看来,其建筑工艺可以与罗马人的工程相媲美;他们发明了拱顶,让我们的现代建筑受益良多。

卫三畏

德国人在1190年才开始用纸,但是斯文•赫定(Sven Hedin)却发现,中国人用纸的历史悠久得多,在耶稣诞生100多年后,纸张的应用在中国就已经很普遍了。欧洲人的商业不以硬币和实物交换为基础的历史才几百年,而中国设立银行发行飞钱、银票,比这早得多。大英博物馆里有张中国的银行支票,是明朝的建立者、洪武皇帝朱元璋在1368年颁准发行的。

斯文•赫定

《中国革命1911:一位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镜像》,阿瑟·贾德森·布朗著,季我努译,重庆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作者阿瑟·贾德森·布朗著名传教士、美国远东问题专家。他曾游历多国,并与多国皇室政要有密切往来。布朗曾分别于1901—1902年和1909年到访中国,并对中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先后写下了17本调查日记。在华期间,布朗利用传教士的身份往来于官方和民间,并与袁世凯有过亲密接触。不同于西方傲慢的学者,布朗对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有独到而清醒的认识,著有《中国革命1911:一位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镜像》《近东与远东》《远东的主人》等多部作品。

译者 季我努国内著名民间学术团体,以整理出版中国近现代史料为职志,代表性作品有《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国抗战历史影像全集》等。

编辑: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所研究生萧宸轩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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