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同样使用汉字的国家，日本的若干地名仿佛可以见到中国的影子。往大了说，本州岛西部有一个“中国”地区；往小了说，作为日本两个“府”之一的京都城里，古时更是有着一条“朱雀大路”，与长安的“朱雀大街”迹近孪生，从名字就透出一股盛唐风情。甚至“京都”本身，同样与中国颇有渊源⋯⋯

个中缘由，大概可以追溯到建武中元二年（57）。当年正月，东汉王朝京城洛阳城里，来了一群前所未见的“倭奴”国贡使。看起来，这个“倭奴”国已经知道了中原的某些文物制度，诸如官职名称之类，所以这些使者都自称“大夫”。汉光武帝刘秀很看重这次“倭奴”国的朝贡，还专门“授予印绶”。

神奇的是，这段史籍里的记载，在1800年后居然被证实的确发生过。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日本天明四年）二月二十三日（阴历），日本九州岛福冈县玄海滩边的志贺岛，一个叫甚兵卫的农民（当时日本的平民无姓）在挖地时，锄到一块大石。移去大石后，发现下面还有小石在两边支撑着，两块小石中间则塞满了淤泥。他在挖泥土时，发现中间赫然一方不大的金属块。经过福冈藩内儒学者龟井南溟鉴定，这竟是一方以纯金铸成的金印，印面呈正方形，边长2.4厘米，印台高约0.9厘米，印台上附有蛇形钮，通体高约2.2厘米，重约108克，上面正镌有“汉委奴国王”篆文字样。日本学者三宅米吉在《汉委奴国王印考》里认为，此印文应读为“汉”之“委”（通“倭”，wa）之“奴”（na）“国王”，并认为“奴”国位于金印出土的福冈县博多附近。照此说法，中日之间的交往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

不过，从《魏志·倭人传》的记载看，向光武帝朝贡的“奴”国只是当时并立在九州岛北部的若干酋邦中的一个。到了三国时期，日本列岛上出现了一个统治着30个小国的“倭女王国（邪马台国）”。关于这个邪马台国的位置，一说认为邪马台国在大和（今奈良）地区（“邪马台”与“大和”在日语中读音相同）；另一种意见主张在九州，尤其是北九州筑后（福冈市）山门郡一带。两说各有论据，迄无定论。

卑弥呼女王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邪马台国已经跨过了“国家”的门槛。其居民“尊卑各有差序”，划分成“大人”“下户”“生口”和“奴婢”四个等级：“大人”相当于贵族、奴隶主，靠“下户”（自由民）交纳的“租赋”以及使役“生口”和“奴婢”生活。“大人”与“下户”之间存在着森严的差别，他们在路途相逢时，“下户”要避道，躲到草丛中去。和“大人”谈话时，“下户”要蹲下或跪下，两手据地，非常恭敬。

奇怪的是，统治这个国家的居然是一个叫作卑弥呼的未婚女子。从她“事鬼道，能惑众”的记载看，她大概是个假借神意进行统治的萨满女巫。这位政教合一的统治者侍婢多达千人，只有一男子因负责供给饮食、传达命令和报告情况，才得以自由出入。其“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她后来死去时，竟以100多个奴隶殉葬。

插画《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红衣女王者为卑弥呼），邪马台国见于中国史籍《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据其记载，邪马台国为2 世纪末日本林立的小国中最强大的一个。由女王卑弥呼统治，并数次向魏国朝贡，社会形态尚处于奴隶制

魏景初二年（238）六月，卑弥呼女王派大夫难升米到魏带方郡（在今朝鲜半岛）会见太守刘夏，要求去洛阳朝贡，并于该年十二月到达洛阳，奉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千里迢迢却送了十个“生口”，可见当时邪马台国拿得出手的产品屈指可数。海外远夷既然“向慕王化”万里来朝，魏明帝自然不吝慷慨回赐，授予卑弥呼女王“亲魏倭王”印之外，还赐予黄金、五尺刀、铜镜、珍珠、铅丹（红色颜料）及纺织品多种。魏朝的诏书、印绶及礼物于正始元年（240）由带方郡使者送到倭国。这也是历史上中国使者第一次赴日。不难想象，魏朝回赠物品的质量一定强烈地吸引了生产力落后的倭人。如同婴孩一样，一旦吮吸到中华文明的乳汁，尝到了香甜的滋味，当然就不愿轻易撒嘴了。光是公元239年至247年的短短8年间，邪马台国就4次派使朝贡，魏朝廷自然也屡有封赐，以便“怀柔远人”。

“倭女王国”与中原朝廷的政治联系在西晋泰始二年（266）戛然而止，直到413年联系才告恢复。经历了150年的真空期后，再次与东晋朝廷发生政治联系的已不是“邪马台国”，而是一个以奈良县的“大和盆地”为中心，统治西起九州东到关东的“大和朝廷”。按照日本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半传说式记载，5世纪似乎是大和国的鼎盛时期。不要说仁德天皇的巨大坟墓修筑曾耗20年工夫，倭王武更吹嘘他曾经成功地使数量可观的小邦变成了大和的“属国”，并为此向南朝求封“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从这个头衔就可以看出，区区日本列岛已经不能满足大和朝廷统治者的胃口了，朝鲜半岛也已被其视为囊中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