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4月25日，南明弘光小朝廷控制的扬州城被多铎统率的清军攻陷。坐镇扬州的南明大学士、督师史可法被俘后因拒绝降清而被杀害。这位大学士为官清廉、忠于朝廷，被俘后坚守气节，是备受后世敬仰的民族英雄。然而，英雄的气节却无法掩盖能力的缺失。作为南明的最高层政治人物之一，史可法在南明政权建立之初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这个错误为南明政权的覆亡埋下了一颗危险的火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切还要从南明大臣关于皇帝人选的争论说起。

明朝国都北京沦陷后，崇祯帝的三个儿子被大顺军俘获都被大顺军所俘。大顺军战败撤出北京后，三人均生死不明。惊闻恶耗之后，大明“留都”南京的高级官员出于“国不可一日无君”的考虑立刻决定拥立一位新的皇帝主持大局安定人心。但在新皇的人选问题上，大臣们却由于各种原因分成了好几派，且各有各的道理，互不相让。

一派主张立福王朱由崧，理由是:以血缘关系而论，福王是当时健在诸王中和崇祯关系最近的，他是崇祯帝的祖父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孙子，和崇祯帝是堂兄弟关系。如果让他继位算是“弟终兄及”（因朱由崧比崇祯大四岁，不能算“兄终弟及”），比较合乎当时所谓的伦序观念。更关键的是福王近在淮安，而令外两位关系和崇祯较近的王爷——桂王、惠王已经逃到了广西。

虽然福王和崇祯关系近，但让他继位却遭到不少大臣反对，这些人主张立虽然血缘关系远些，但有“贤名”的潞王朱常淓继位。这部分人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东林党”。他们给出的理由是:福王酗酒、好色还不读书，实在没出息，不宜继皇帝位。虽然听起来貌似有理，但这只是表面理由，真实的原因是:东林党在万历年间主导了“争国本”事件。当时万历本打算立自己的宠妃郑贵妃之子，也就是朱由崧的父亲——朱常洵当太子，但东林党人却逼着万历皇帝立了皇长子朱常洛当太子，只给朱常洵封了个福王。因此，东林党很担心朱由崧这小子当上皇帝后报复东林党。

正当两方僵持不下时，有人准备出来“和稀泥”了，他就是南京留守诸臣中地位最高者，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作为倾向东林党的人物（东林党领袖左光斗是他的老师），他也不希望让福王继位，但又觉得应该找个亲缘关系近的继位，因为更能服众。基于这样的考虑，他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迎逃到广西的桂王继位（虽然惠王也和崇祯血缘关系较近，但此人痴心佛学，不问世事）为了让自己的提议更有分量，他专门和手握兵权的凤阳总督马士英谈了自己的想法，也得到了此人的支持。

正当立桂王当皇帝似乎已成定局之时，意外却出现了。马士英由浦口回到凤陽后，突然得到报告:守备凤阳太监卢九德勾结自己手下的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马士英面对这突然的变故，立刻意识到:如果再遵守同史可法达成的协议，自己只会被架空、被淘汰。为了不失去手中来之不易的权力，他决定抛弃和史可法的协议，马上加入拥立福王的行列，表示效忠。然而，对此全然不知的史可法，此时还傻乎乎地写信给马士英，敦促其尽快公开表态拥立桂王为帝，信中还重申了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这封信落到早已变了主意的马士英手里后立刻成了他挟制史可法的把柄。

随后，马士英立即以凤阳总督和四镇总兵的名义正式致书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宣布拥立福王朱由崧。当南京的大臣被韩赞周邀请到家中传阅马士英的书信时，虽然不少人感到震惊，但在桂王、潞王没立成，自己又没兵权的情况下，也就只好表示同意。

就这样，本来只是地方官员的马士英靠着拥立福王为帝之功，成了后来弘光小朝廷的首席大学士；本来是败军之将的南窜总兵高杰、黄德功、刘良佐、刘泽清则因有拥立之功而封侯、统领藩镇，成了不可一世的人物。而史可法则因那封反对福王为帝的信再也无法获得弘光帝的信任，被彻底排除在了权力核心之外，后来只能自请去扬州督师。由此，南明形成了独特的政治局面:弘光皇帝觉得自己是靠四总兵和马士英才当上皇帝的，所以处处牵就他们，即使违背旨意、使胡作非为、不守军令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而东林党人则因皇帝人选非出己意，而投靠另一个没与拥立福王的实力派将领左良玉处处与马士英把持的弘光小朝廷作对。而史可法则因为手中无兵，又得不到皇帝信任，只能做一些协调各方关系的工作。在这样文官陷入党争，武将跋扈专权的尴尬环境中，南明弘光朝廷始终陷于内耗之中，什么有用的事也做不了。到头来，只能坐失机，眼睁睁看着清军打到了南京城下。

而导致这一糟糕局面的，说到底是史可法在拥立皇帝问题上的优柔寡断。作为南京留守大臣中地位最高者，也是东林党人及其他大臣都认可的人物，史可法完全可以抛开门户之见，立刻拥立离南京很近、且完全合乎伦序的福王当皇帝。这样既能避免拥立之功落入武将之手，又能因拥立之功手握军政大权。一旦权力集中统一，没有掣肘了，南明小朝廷也就可以避免内斗，全心致力于防范清军，收复失地。如果真能那样，南明的历史或许是另一种结局。

参考资料：顾诚《南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