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开始讲这本《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这本书是把我国史学界泰山北斗级的人物陈寅恪先生的讲课稿整理而成。

咱们先来说说魏晋交替之际的阶级断层，是怎样为整个时代的乱局拉开序幕的？

阶级这个词本来是中国古语里的原生词汇，指的是社会等级和尊卑秩序，在古时候并不常用。民国以后，受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个词开始频繁出现，甚至也影响到了陈寅恪。比如讲演录开始的第一篇，题目就叫“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应该说，在当时这还真是个很新潮的视角。因为中国传统文化里对魏晋三国的变化，一般只是几个字的评语，叫做：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陈寅恪作为一位严谨的史学家，自然不会止步于大面上的评断，他像做外科手术一样，把这个时代政权的更替给我们做了纵向解剖。

比如著名的官渡之战，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并不是这两个人的战争，而是两个阶级间的权力博弈。先说曹魏这边，虽然文艺作品里提到曹操一般都称呼曹丞相。但实际上，曹操的祖父是宦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太监，而他父亲则是太监的养子。这种身世在传统儒家看，是很不入流的。但袁绍就不一样了，从他曾祖父那一代，就在东汉是高官，到他这一辈也是门第显赫。

所以本质上，曹操和袁绍分别代表平民阶级和贵族阶级，或者换成书里原话就是寒族和豪族。寒是贫寒的寒，豪是豪强的豪。这样，官渡之战曹魏的胜利就可以理解成寒族战胜豪族，不过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我们知道，魏蜀吴三国最终都被司马氏的晋朝给统一了，但司马氏作为一个家族，远不止三国演义里提到的司马懿、司马昭这二位，还原到真实的历史，整个司马氏的祖上还是高官，也是豪族。

基于这些分析，陈寅恪大胆地下了一个结论：从曹魏向晋的转换，不是简单的朝代更替，而是寒族和豪族两个阶级的权力博弈。这种博弈带来的后果就是，寒族阶级先崛起又被打压，最终还是豪族阶级占据了上风。这样，整个持续将近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一开场，就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个阶级断层的面貌。

这种断层说来抽象，落实到当时的社会生活却是很具体的。做个简单比较：曹魏是寒族出身，选人用人更重才干，而晋朝司马氏的豪族背景，让他们更重视门第出身。我们假设一个没什么背景的读书人，出生求学都在曹魏时代，按照曹魏重视才干的用人路线，原本是可以有很好发展的。但突然有一天，政权更迭成了司马氏的晋朝，用人变成了看出身、看背景，这个人一下就没有出路了。

一个人还好办，但如果牵涉到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问题就大了。在这里，陈寅恪从文化角度入手，为我们考证了一个熟悉的典故：竹林七贤。所谓竹林七贤，是指魏晋时期有七位名士给官不做，宁可在竹林弹琴饮酒，以此表达对世道的不满。在很多人印象里，竹林七贤已经是一种文化符号，代表了人的气节和风骨。

但陈寅恪指出：所谓的竹林七贤其实是不存在的。这里说不存在，不是说这些人不存在，而是说七个人在竹林纵情饮酒的事迹不存在。通过对《论语》《世说新语》这些典籍的比较和印证。陈寅恪发现：七贤的七，是古代为了形式美感凑出来的数；而竹林是从印度的古称天竺来的。因为当时佛教刚刚流行，社会上有佛教术语和本土语言相融合的趋势。加起来，就造出了竹林七贤的传说。

这个传说影射的实际是魏晋之际，大批知识分子和当局不合作的态度。他们看不惯司马氏当权，就采取清谈的方式来讨论政治。所谓清谈，说白了就是用隐喻的手法来讽刺现实，这种手法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从这个名字我们也能听出来，这不是什么好词。

因为那个时代宦官专权，士大夫阶层被打压。而一旦这些士大夫有所反抗，就被宦官们扣上“结党营私”的帽子，轻则禁锢言论、终身罢黜，重的甚至丢掉了性命。有了这种打压，当时很多有思想、有学问的名士干脆就不说话了，或者即便是发表看法，也大多是谈一些抽象玄奥的道理，间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

东汉灭亡以后，虽然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清谈这种手法却保留了下来，并在魏晋之际从士大夫们的政治立场，演化成官僚之间作秀的手段。

对此，讲演录里单独有个叫“清谈误国”的篇目，讲这段时期的清谈风气：在东汉末年和魏晋早期，清谈是为了躲避灾祸。但到了晚期，这种风气传染到了朝廷，那些执掌大权的官员，也纷纷以清谈来标榜自己的学问，他们谈的形式往往玄而又玄，但内容却空洞无物。这个时候，清谈就变成了空谈。这种空谈助长了整个官场攀比、浮夸的风气，成为了晋朝国力衰落的重要原因。

当然，从衰落到最终灭亡总要有最后一击。传统史学家倾向把这最后一击归在外族入侵，但陈寅恪却看到了外患背后的内忧，最明显的，司马氏建国以后，把同样属于豪族阶级的皇室成员封在各地。这些人不仅有土地，还可以养军队。但同时，皇帝司马炎为了表示天下太平，又放弃了中央对地方军权的控制。

这两项政策在讲演录里分别叫做，行封建制度与罢州郡武备，是晋在政治上两件大事。大到什么程度呢？司马炎刚死，这种赋予地方军权又不加约束的体制就失控了，司马氏的皇族内部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武力夺权。而偏巧即位的司马衷又是位豪族富二代，被陈寅恪点评为白痴式的人物，比如民间发生灾荒，到处都有饿死的人，司马衷却问：没有饭吃，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作为旁观者，我们都可以预料到：这样的人做皇帝，国家灭亡是早晚的事。果然，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内讧之后，晋的元气大伤，最终在游牧民族的攻击下灭亡了。

如果追溯起来，造成这种结局的最初动因就在魏晋的阶级断层。东汉末年和魏晋早期，党锢之祸的高压态势下，士大夫通过清谈躲避灾祸，间接表达政治立场。但到了魏晋晚期，整个社会经历了由寒族向豪族统治的转变，清谈又变成了西晋上层官僚们的集体作秀，它让整个官场变得奢靡浮夸。而晋的内部，也出现决策失误：既给了地方军权又不加以约束，招致了权力内斗，最终导致了自身的灭亡。然而，这还只是混乱的开始，更大的乱局还在后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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