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深谙国人的语言之道，擅长运用人民群众所熟知的日常语言来宣传马克思主义、阐释党领导的革命，同时又赋予群众的日常语言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内涵。

用群众语言讲述“什么是革命”，唤醒民众大联合。对于古老的中国和中国的老百姓来说，“革命”并不是一个常用的词汇。历代新旧王朝的更迭甚至是农民起义都没有以“革命”标榜，大都把自己的行动称之为“造反”“起义”或“光复”等。近代中国社会中的“革命”一词，最早是由孙中山倡议使用的。李大钊、毛泽东等早期共产主义先进分子在向中国老百姓介绍俄国的“十月革命”时，既继承前人，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的武装，多人多次使用过脍炙人口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的典型性群众语言，明确昭示了“革命”的现实意义和前所未有的崭新性质，切实深入人心、表达其意。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人民生活在多重压迫的水深火热之中，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动力所在。据此，毛泽东进行了准确的概括并正式提出了“三座大山”的概念，这一形象的比喻，恰如其分地展现出中国人民所承受的极度苦难及其求变的迫切愿望。在谈到“革命”所指向的具体内容时，为了方便理解和接受，毛泽东使用了贴合中国数量最多的大众——农民的生活且又非常口语化的表达：“打土豪呀，分田地呀，分谷物呀，废债务呀，起游击队呀，立苏维埃呀”。他努力用中国老百姓的话描述中国老百姓的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时局、分析问题、解决困难，因而很容易被中国劳苦大众所认可。对于中国化语言改造后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毛泽东本人也曾给予充分肯定：“‘打倒列强……’这个歌，街上的小孩子固然几乎人人晓得唱了，就是乡下的小孩子也有很多晓得唱了的”“我这些话，说得农民都笑起来”。这成为革命时期群众语言力量的集中展现。

用群众语言讲述“谁来革命”“革谁的命”，动员劳苦大众。“谁来革命”回答的是革命主体的问题，“革谁的命”回答的是革命对象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反映的是革命运动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首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开篇就用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就革命宣传动员而言，毛泽东做出的“敌人”“朋友”“自己”的区分，理论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一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理解，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性质。

用群众语言讲述“怎样革命”，武装广大农民。中国革命取胜的关键，在于将“怎样革命”这一实践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大革命失败后，在汲取革命失败教训、调整革命斗争方式的紧要当口，毛泽东及时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重要论断。之后，这一重要论断得到不断传承和提炼，最终发展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革命口号。此后，毛泽东和朱德共同概括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是用群众语言准确提炼了游击战术的精髓，曾在革命战争史上创造了巨大奇迹，使敌人陷入人民游击战争的包围之中。

（摘编自11月19日《学习时报》 吴荣生/文）

革命战争时期，党用生动的群众语言向群众宣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