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80后、90后来说，没有在课上偷偷看过杂志，不足以谈青春！你可还记得，老师在上面讲课，你在下面偷偷翻各种刊物的经历吗？那时候没有什么电子设备，杂志、漫画书还是我们的好伴侣。

记忆就是这样，打开了就关不上，《青年文摘》、《幽默大师》、《读者》、《萌芽》、《故事会》、《译林》.......对于学生时代的我们来说，吸引力丝毫不亚于家里的电视。

在众多杂志中，脱胎于译林出版社的《译林》杂志是中国最大的外国文学杂志，里面有各种长、中、短篇小说、外国作家介绍、外国作品评论，简直就像译林图书的精华摘要。

《译林》带来了很多震撼的故事，很多人也是通过《译林》了解外面的世界，了解国外的风土人情，了解了众多的外国作家，例如简·奥斯汀、阿加莎·克里斯蒂······让求学阶段的我们感受到了经典文学作品的魅力。

译林的口号——打开窗口，了解世界

《译林》创办人李景端所开创的出版风格，直到今天还被许多出版人津津乐道。他已退休多年，仍笔耕不辍，先后出版多本散文集和回忆录。字里行间都倾注了他作为出版界的前辈，对我国翻译出版事业的浓厚感情。

熟悉外国文学翻译领域的人都知道，李景端和《译林》是两个绕不开的名字。是李景端创造了被媒体称为“出版界译林现象”的出版奇迹？还是“译林”成就了出版翻译家李景端？

适逢译林出版社建社30周年之际，在李景端的新书《我与译林》中，作者用自己亲历的历史进程和感人故事，展现出他自己的回答和思考。

李景端

创刊之际，李景端从读者的角度思考，认为被封闭多年的读者，渴望了解当今的外国世界，而且读者都有一个朴素的期盼，就是文学杂志要有新鲜感，故事要吸引人，耐看才有生命力。这样，《译林》就定下以“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为宗旨，并以外国健康流行的通俗文学开路。

创刊号首发的英国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一炮打响，热销全国，三次印了60万册还不够卖。可也是这部大火的小说后来给《译林》惹上“封杀”的麻烦。

遭遇“惨案”，被封杀

文：李景端

《译林》意外走红才高兴几个月，不料一阵狂风猛烈地向我们袭来。原来是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先生，于1980年4月7日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长信，对江苏出版《尼罗河上的惨案》《钱商》《医生》《珍妮的肖像》和浙江出版《飘》这样的欧美通俗文学，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批评。

信中指责说：“自‘五四’以来，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社会主义不知随风飘到哪里去了。”“希望出版界不要趋‘时’媚‘世’。”胡乔木同志将这封信，加了批语转发给中共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研究处理”。这种批转给省委“研究处理”之举，表明《译林》摊上大事了。

幸好高斯同志表态，介绍西方健康的通俗文学没有错，有责任由局党组承担。加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正在清算长期留下来“左”的流毒，对文艺实行“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的“三不政策”，又经过胡耀邦同志的过问，《尼罗河上的惨案》一场风波，没有追究，“就到此结束”。

《译林》惹上的祸，总算有惊无险地过去了。事后有朋友向我开玩笑说：“冯至这封信，惊动中央，震动全国，真是给创刊的《译林》，做了一次大广告。”

《我与译林——半生书缘一世情》，一位老出版人的职业回望，细数编辑生涯中的成功与曲折。首次披露钱锺书、杨绛夫妇与作者重要的私人来信及手稿，看看翻译界的名人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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