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楠

胡惟庸像

皇帝高高在上，但皇权的边界则急需定义。朱元璋从一开始便有心重新定义皇帝和皇权。首先是中枢行政之权，拿中书省的首领开刀是应有之义。在明初，中书省是国家的执政中枢，由丞相直接管理、统辖六部。这个制度起源于汉代中书令，唐代定为中书省，后来几经变动，直到明初。

中书省在唐宋时期，权力就已经非常之大，基本就已经有“二皇帝”的感觉。比如著名的“两份关白，一份给皇帝，另一份给丞相”。这里的关白指的是官员们呈给皇帝的相关报告。可是每天呈上的关白太多，皇帝也看不完，所以一些不重要的关白就由丞相以及中书省给直接答复了，皇帝只需要处理比较重要、比较棘手的就行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年胡惟庸做丞相的时候可以先于皇帝私自审阅官员的奏章，并及时将不利于自己的奏章拿掉的真实原因。

朱元璋这种控制欲非常强的人，对此一定是相当不满的。所以他便想方设法地裁撤丞相以及削弱中书省的权力。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命令“天下奏章不得关白中书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前给丞相的那个奏章副本免了，以后直接给朱元璋自己看，甭管朱元璋本人是否能看得完，总之中书省的权力被削减了，被削减的丞相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当时谁当丞相谁倒霉，胡惟庸正好是在这个倒霉位置上的倒霉蛋。

当年，宋太祖得天下，也是怕自己手下将领“黄袍加身”，便使用了一招“杯酒释兵权”的方法，令手下的将领们个个托病辞官回家。可朱元璋呢，作为一个毫无根基的乡下破产农户出身，不相信自己“杯酒释兵权”后，那些打天下的老兄弟们真能乖乖地告老还乡，所以便采取了打击和杀伐的方式，从肉体上消灭。尤其他对于丞相的权力过大，更是多有忌惮，但是，宰相制度上千年，是伴随皇帝制度出现的一个存在，想拿下一个丞相容易，想拿掉宰相制度，很难。朱元璋担心的是自己死后，儿孙们遭遇强相。可以说，宰相制度的存在是皇权的一个潜在威胁，必须在朱元璋这一代雄主手上解决。

明朝一共有4位丞相，分别是李善长、徐达、汪广洋和胡惟庸。除了徐达成年累月在外打仗外，另外3位还是比较尽职尽责的。但问题是胡惟庸所代表的相权和朱元璋心目中的君权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就是说，不管是胡惟庸还是汪广洋当丞相，要么不做事被他嫌弃赐死，要么就是做事被他认为侵犯君权杀死。最后，已经告老还乡的李善长，也难逃被赐死的下场。宰相制度破坏了朱元璋所认为的中央集权，是一定要解决的。后来，为了进一步集权，1393年的时候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大将军蓝玉谋反，令蓝玉也成了其刀下之鬼。这是后话。

帝国的权力运作是一部精密的仪器，皇帝与宰相各自承担了应有的功能，当皇帝强势时，宰相变成为低眉顺眼的执行者；当皇帝暗弱时，宰相则担当起国家行政的守护者。上千年来帝国中枢权力便是一场君权与相权的博弈史。但无论如何博弈，皇帝制度与宰相制度互相依存，皇帝或许杀死、撤职权相、奸相，宰相或许僭越、废黜暗弱的皇帝，但从未有谁彻底消灭皇帝位格或宰相制度，因为权力的运作是皇帝与宰相共同完成的，即使一时有一个人能成为皇帝兼宰相，但也不可能把这个权力制度化。朱元璋则从根本上希望当一个有别之前皇帝的新皇帝，他无限扩张了皇权，彻底毁灭宰相制度，把宰相的法定权力全部移交给皇帝。

胡惟庸作为宰相制度下最后一个有完整法定意义的宰相，成了朱元璋当新皇帝路上最大的障碍，正因为朱元璋要消灭的不是胡惟庸本人，他希望消灭的是宰相制度，因此胡惟庸案成为一场规模巨大的屠戮。

手握最高权力的朱元璋大获全胜，完成了皇帝权力的扩展与宰相制度的终结，还以最严厉的口吻教育子孙，决不允许再有“丞相”，但是，他的子孙们迟早将再次把丞相以别的什么名目请回中枢，比如首席殿阁大学士什么的。因为，宰相的事不可能由皇帝一个人全处理了，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继承者们，确实是无力完成繁重的行政治理工作。当然，这个所谓的“宰相”已经失去了制度上的法定权力，后世无论是前期的杨士奇、杨荣、杨溥，还是中后期的杨廷和、夏言、严嵩、徐阶、张居正，他们只能以新的方式行使权力，延续着宰相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