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豫与宝应寺

唐大历六年（771年）三月，李幼卿以“右庶子”的身份出任滁州刺史。初到滁州，他发现滁城西南郊山峦起伏，逶迤数十里，却是一片尚未开发的处女地，遍地荒芜。在实地调研中，他遇见山中一位名叫法琛的僧人，两人在琅琊山开发议题上不谋而合。于是，他们着手实施“四个一”工程：一是凿石引泉，邀请篆书大家李阳冰题写“庶子泉”；二是疏浚开辟一条山溪，取名“琅琊溪”；三是利用施工中取得的石头，垒砌一个琴台；四是设计了一张图纸，为新建庙宇作规划。

新建寺院图纸设计完成之后，按照规定上奏朝廷批复。当时的皇帝唐代宗李豫笃信佛教，一天夜间做梦梦到自己游览一座寺院，不但景色殊胜，而且布局合理，整体看上去殿宇庄严，亭台参差。一觉醒来，代宗心情舒畅，意犹未尽。翌日早朝，他刚好看见滁州报批的寺院图纸，初看似曾相识，再一回想，竟与梦中所见一模一样。代宗龙心大悦，当即恩准，同时御赐寺名“宝应寺”。“宝应”者，一语双关，既是指美梦应验，祥瑞吉庆，也是李豫当初登基时所用年号。用皇帝的名号赐给一个普通寺院而不加避讳，这在封建社会极为罕见，足见代宗的恩宠。

《佛祖统纪·卷四十一》载：“滁州刺史李幼卿奏沙门法琛所建佛刹，代宗以图与梦相同，因赐名宝应寺。”就是这段史实的记录，也是有关琅琊山文明史最早的文字记录。宝应寺后易名“开化寺”、“开化禅寺”、“开化律寺”，宋治平元年（1064年）改称琅琊寺，寺以山名，山以寺闻，沿用至今。

赵匡胤与清流关清流关位于滁州城西12.5公里，始建于南唐，因当时地属清流县，故名“清流关”。清流关之所以成为江淮名胜，在于其“三古”特征：古战场、古驿道、古关口。

五代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周世宗柴荣为了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在统一北方的基础上，派军攻讨南唐的军事重镇寿州，与此同时命令殿前都虞侯赵匡胤率部攻打南唐江北屏障滁阳，对寿州形成两面夹击，进而夺取整个淮南地区。

赵匡胤带领五千军队强渡淮河，星夜兼程赶到清流关下，遭遇驻守在这里的南唐皇甫晖、姚凤十五万军队。地形不熟，长途远征，兵困马乏，初战失利。面对敌强我弱，赵匡胤听从谋士赵普的建议，乘夜间月色出发，循山间小路奔袭滁州。当南唐发现后周军队的动向时，赵匡胤带领的军队已渡过西涧，兵临城下。虽南唐列队迎战，却不敌赵匡胤身先士卒，此一役，活捉了皇甫晖、姚凤，顺利攻克滁州城。

上述历史见诸《资治通鉴?后周纪三》。北宋文学家欧阳修《丰乐亭记》云：“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璟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将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

清流关一战，歼敌十五万，南唐元气大伤。四年后，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并先后攻灭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以所领宋州节度使，改国号为“宋”，成为宋王朝的缔造者。南宋王明清《挥麈录》这样评价：“清流关昔在五季，太祖以五千之兵，败江南十五万众，执皇甫晖、姚凤以献周世宗，定为本朝建国之本。”

司马睿与琅琊山

司马睿

东晋王家住此溪，南山树色隔窗低。

碑沉字没昔人远，谷鸟犹向寒花啼。

这是唐代诗人顾况《题琅琊上方》一诗，诗中“东晋王家”，指的就是琅琊王司马睿。民国十七年（1928年）《琅琊山志》章心培序言亦云：“吾滁之有琅琊山，以东晋琅琊王得名”。

史载，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镇东大将军、琅琊王司马伷率军自涂中（今滁河中游）出兵攻吴，次年二月，吴王孙皓遣使送玺请降。至此，吴为晋所灭。

晋惠帝永平元年（291年），发生“八王之乱”，到了晋永康二年（301年），“八王之乱”已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大混战。此时，世袭“琅琊王”的司马睿听从谋臣王导的建议，一方面广纳良才、招兵买马，一方面谋求南下发展。期间，司马睿携王导等人一度驻扎江北涂中的摩陀岭，君臣时常攀上山岭眺望长江，深度谋划渡江发展战略。从此，一个名不经传的荒山野岭有了帝王之气和正式名称：琅琊山。

唐代滁州刺史独孤及在《琅琊溪述》一文中说：“按《图经》，晋元帝之居琅琊邸而为镇东也，尝游息是山，厥迹犹存”。公元317年三月，经过长时间筹备的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即位，改元建武，史称晋元帝。东晋王朝翻开新的一页。

赵祯与嘉祐院

嘉祐院,原名大寺,位于明光市女山湖镇。《盱眙县志》载：“嘉祐院在旧县镇，宋嘉祐年建”。

这里的“旧县”，指的是招信县。南朝宋王刘裕，在此地设招信县治；北周改为招义县，北宋又复称招信县；元世祖时，将招信县划去八保归泗县，其余大部分改隶盱眙。招信县废，故称“旧县”。

宋仁宗年间，招信一带，连年战争，死伤无数。嘉祐元年（1056年），据守淮南大臣上奏仁宗，请旨超度阵亡将士的英灵。仁宗赵祯，是北宋第四任皇帝，好佛，便携带《水陆》古画108轴和全部藏经（宋本）抵招信大寺，把108轴《水陆》古画悬挂在寺内，做了七七四十九天道场，以慰藉阵亡将士。此时恰逢暑期，天气炎热，仁宗帝驻跸寺内避暑。入秋回銮，仁宗就把《水陆》古画108轴和全部藏经赐予了大寺。大寺住持及众僧为铭记圣恩，遂更名大寺为“嘉祐禅院”。

《水陆》108轴古画，系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力作，绢本，画面内容为水陆里的神仙鬼怪。每逢六月初六，嘉祐院的僧侣们便将图卷挂出晾晒，焚香礼拜，视若珍宝。这批古画，后来大部分遗失于战乱之中，所剩部分解放初期捐献国家。

嘉祐院原位于旧县城东500米，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旧县发生历史上罕见洪水，旧招信县城沉陷于女山湖中。湖中曾出土过唐代青瓷水注、宋代定窑刻花瓷瓶、唐代字砖等遗物。现存的嘉祐院为清代异地重建，本是一组完整的清代建筑群。1953年至1970年大部分建筑被拆除，仅存嘉祐院正殿三间。2004年,该院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朱元璋与柏子潭

作为从滁州本土走出的草根皇帝，朱元璋与滁州有着很深的渊源。

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三月，朱元璋率领的红巾军一举攻陷滁州城。此时的朱元璋羽毛渐丰，从手下几百人发展到3万人，职务也从“镇抚”晋升为“总管”（仅次于元帅）。

同年七月，滁州大旱，身为一城之主的朱元璋心急如焚。滁州文人杨元杲献计：州西南丰山阳谷柏子潭有一座龙王祠，每逢水旱，祷之即灵。朱元璋听从他的安排，站立于柏子潭深渊西崖，向天祝告曰：“天旱如此，吾为民致祷，神食兹土，其可不恤民？吾今与神约：三日必雨，不然神恐不得祠于此也！”——这话如今听起来有点命令、恐吓的意思。龙王神果然听从了朱元璋的安排，三日后大雨如注，是岁滁州大熟。

柏子潭，是汉代人采铜留下的矿坑，约一亩多面积，潭水呈深黑色，神秘莫测。此事记载于官方正史《明太祖实录》，在今人看来是封建迷信，但古人求神降雨是平常事，宋代知州欧阳修、明代知州戴瑞卿也都用这个办法，何况朱元璋还是即将登基的“天帝之子”呢！明初文学家宋濂《琅琊山游记》亦有相关记述：“皇上初龙飞，屯兵于滁，会旱暵，亲挟雕弓，注矢于潭者三，约三日雨，如期果大雨。”

朱元璋在滁生活、战斗了10个月后，取道和州，并一举攻克应天城（今南京）。回顾朱元璋的创业史，滁州成为他积聚实力的重要阶段，被誉为“龙兴之地”。朱元璋一直没有忘记柏子潭祷雨，明洪武九年（1376年）“敕有司建祠”；十八年十二月再次下诏，在柏子潭前建亭，亭内安放御制《柏子潭神龙效灵碑》，次年疏浚龙潭，在周围建楼，极其壮丽。

来源｜滁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