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豫与宝应寺
唐大历六年(771年)三月,李幼卿以“右庶子”的身份出任滁州刺史。初到滁州,他发现滁城西南郊山峦起伏,逶迤数十里,却是一片尚未开发的处女地,遍地荒芜。在实地调研中,他遇见山中一位名叫法琛的僧人,两人在琅琊山开发议题上不谋而合。于是,他们着手实施“四个一”工程:一是凿石引泉,邀请篆书大家李阳冰题写“庶子泉”;二是疏浚开辟一条山溪,取名“琅琊溪”;三是利用施工中取得的石头,垒砌一个琴台;四是设计了一张图纸,为新建庙宇作规划。
新建寺院图纸设计完成之后,按照规定上奏朝廷批复。当时的皇帝唐代宗李豫笃信佛教,一天夜间做梦梦到自己游览一座寺院,不但景色殊胜,而且布局合理,整体看上去殿宇庄严,亭台参差。一觉醒来,代宗心情舒畅,意犹未尽。翌日早朝,他刚好看见滁州报批的寺院图纸,初看似曾相识,再一回想,竟与梦中所见一模一样。代宗龙心大悦,当即恩准,同时御赐寺名“宝应寺”。“宝应”者,一语双关,既是指美梦应验,祥瑞吉庆,也是李豫当初登基时所用年号。用皇帝的名号赐给一个普通寺院而不加避讳,这在封建社会极为罕见,足见代宗的恩宠。
《佛祖统纪·卷四十一》载:“滁州刺史李幼卿奏沙门法琛所建佛刹,代宗以图与梦相同,因赐名宝应寺。”就是这段史实的记录,也是有关琅琊山文明史最早的文字记录。宝应寺后易名“开化寺”、“开化禅寺”、“开化律寺”,宋治平元年(1064年)改称琅琊寺,寺以山名,山以寺闻,沿用至今。
赵匡胤与清流关清流关位于滁州城西12.5公里,始建于南唐,因当时地属清流县,故名“清流关”。清流关之所以成为江淮名胜,在于其“三古”特征:古战场、古驿道、古关口。
五代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周世宗柴荣为了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在统一北方的基础上,派军攻讨南唐的军事重镇寿州,与此同时命令殿前都虞侯赵匡胤率部攻打南唐江北屏障滁阳,对寿州形成两面夹击,进而夺取整个淮南地区。
赵匡胤带领五千军队强渡淮河,星夜兼程赶到清流关下,遭遇驻守在这里的南唐皇甫晖、姚凤十五万军队。地形不熟,长途远征,兵困马乏,初战失利。面对敌强我弱,赵匡胤听从谋士赵普的建议,乘夜间月色出发,循山间小路奔袭滁州。当南唐发现后周军队的动向时,赵匡胤带领的军队已渡过西涧,兵临城下。虽南唐列队迎战,却不敌赵匡胤身先士卒,此一役,活捉了皇甫晖、姚凤,顺利攻克滁州城。
上述历史见诸《资治通鉴?后周纪三》。北宋文学家欧阳修《丰乐亭记》云:“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璟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将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
清流关一战,歼敌十五万,南唐元气大伤。四年后,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并先后攻灭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以所领宋州节度使,改国号为“宋”,成为宋王朝的缔造者。南宋王明清《挥麈录》这样评价:“清流关昔在五季,太祖以五千之兵,败江南十五万众,执皇甫晖、姚凤以献周世宗,定为本朝建国之本。”
司马睿与琅琊山
司马睿
东晋王家住此溪,南山树色隔窗低。
碑沉字没昔人远,谷鸟犹向寒花啼。
这是唐代诗人顾况《题琅琊上方》一诗,诗中“东晋王家”,指的就是琅琊王司马睿。民国十七年(1928年)《琅琊山志》章心培序言亦云:“吾滁之有琅琊山,以东晋琅琊王得名”。
史载,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镇东大将军、琅琊王司马伷率军自涂中(今滁河中游)出兵攻吴,次年二月,吴王孙皓遣使送玺请降。至此,吴为晋所灭。
晋惠帝永平元年(291年),发生“八王之乱”,到了晋永康二年(301年),“八王之乱”已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大混战。此时,世袭“琅琊王”的司马睿听从谋臣王导的建议,一方面广纳良才、招兵买马,一方面谋求南下发展。期间,司马睿携王导等人一度驻扎江北涂中的摩陀岭,君臣时常攀上山岭眺望长江,深度谋划渡江发展战略。从此,一个名不经传的荒山野岭有了帝王之气和正式名称:琅琊山。
唐代滁州刺史独孤及在《琅琊溪述》一文中说:“按《图经》,晋元帝之居琅琊邸而为镇东也,尝游息是山,厥迹犹存”。公元317年三月,经过长时间筹备的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即位,改元建武,史称晋元帝。东晋王朝翻开新的一页。
赵祯与嘉祐院
嘉祐院,原名大寺,位于明光市女山湖镇。《盱眙县志》载:“嘉祐院在旧县镇,宋嘉祐年建”。
这里的“旧县”,指的是招信县。南朝宋王刘裕,在此地设招信县治;北周改为招义县,北宋又复称招信县;元世祖时,将招信县划去八保归泗县,其余大部分改隶盱眙。招信县废,故称“旧县”。
宋仁宗年间,招信一带,连年战争,死伤无数。嘉祐元年(1056年),据守淮南大臣上奏仁宗,请旨超度阵亡将士的英灵。仁宗赵祯,是北宋第四任皇帝,好佛,便携带《水陆》古画108轴和全部藏经(宋本)抵招信大寺,把108轴《水陆》古画悬挂在寺内,做了七七四十九天道场,以慰藉阵亡将士。此时恰逢暑期,天气炎热,仁宗帝驻跸寺内避暑。入秋回銮,仁宗就把《水陆》古画108轴和全部藏经赐予了大寺。大寺住持及众僧为铭记圣恩,遂更名大寺为“嘉祐禅院”。
《水陆》108轴古画,系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力作,绢本,画面内容为水陆里的神仙鬼怪。每逢六月初六,嘉祐院的僧侣们便将图卷挂出晾晒,焚香礼拜,视若珍宝。这批古画,后来大部分遗失于战乱之中,所剩部分解放初期捐献国家。
嘉祐院原位于旧县城东500米,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旧县发生历史上罕见洪水,旧招信县城沉陷于女山湖中。湖中曾出土过唐代青瓷水注、宋代定窑刻花瓷瓶、唐代字砖等遗物。现存的嘉祐院为清代异地重建,本是一组完整的清代建筑群。1953年至1970年大部分建筑被拆除,仅存嘉祐院正殿三间。2004年,该院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朱元璋与柏子潭
作为从滁州本土走出的草根皇帝,朱元璋与滁州有着很深的渊源。
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三月,朱元璋率领的红巾军一举攻陷滁州城。此时的朱元璋羽毛渐丰,从手下几百人发展到3万人,职务也从“镇抚”晋升为“总管”(仅次于元帅)。
同年七月,滁州大旱,身为一城之主的朱元璋心急如焚。滁州文人杨元杲献计:州西南丰山阳谷柏子潭有一座龙王祠,每逢水旱,祷之即灵。朱元璋听从他的安排,站立于柏子潭深渊西崖,向天祝告曰:“天旱如此,吾为民致祷,神食兹土,其可不恤民?吾今与神约:三日必雨,不然神恐不得祠于此也!”——这话如今听起来有点命令、恐吓的意思。龙王神果然听从了朱元璋的安排,三日后大雨如注,是岁滁州大熟。
柏子潭,是汉代人采铜留下的矿坑,约一亩多面积,潭水呈深黑色,神秘莫测。此事记载于官方正史《明太祖实录》,在今人看来是封建迷信,但古人求神降雨是平常事,宋代知州欧阳修、明代知州戴瑞卿也都用这个办法,何况朱元璋还是即将登基的“天帝之子”呢!明初文学家宋濂《琅琊山游记》亦有相关记述:“皇上初龙飞,屯兵于滁,会旱暵,亲挟雕弓,注矢于潭者三,约三日雨,如期果大雨。”
朱元璋在滁生活、战斗了10个月后,取道和州,并一举攻克应天城(今南京)。回顾朱元璋的创业史,滁州成为他积聚实力的重要阶段,被誉为“龙兴之地”。朱元璋一直没有忘记柏子潭祷雨,明洪武九年(1376年)“敕有司建祠”;十八年十二月再次下诏,在柏子潭前建亭,亭内安放御制《柏子潭神龙效灵碑》,次年疏浚龙潭,在周围建楼,极其壮丽。
来源|滁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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