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您这个旨意我觉得不太恰当，我虽然帮您写敕了，可还按我的意思写了另一道敕，一起给您送上去，要不，您再选选？”此之谓制衡。无非是各种负有顾问责任的官员在向作为行政首脑的皇帝反映自己的意见而已。恐怕在行政系统里这首先是一种必要的信息沟通渠道吧。

“皇上，你要是准我辞职/把我下锦衣卫狱/午门前打死，你的名声可就更臭了啊！”此之谓威胁。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人事任免、用刑生杀的大权，虽说有各部门分管，但最终权限完全在皇帝手里。这种“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的病娇，真是不知让人说什么好啊……

嘛，所谓的“制衡”与“威胁”就是这种东西……只要是明代皇帝坚持而又在当时的技术与公共资源能力之内的，没有什么事情是没办成的。这点上欢迎大家指教。至于什么文官集团云云，并不是一种真实存在的东西。事实上明代的每一次政治斗争，都是直接参与政务的文官、宦官甚至武将结合在一起，与另一群文官、宦官和武将相争，从未出现沿着各官僚系统的边界而分裂的清晰界限。除了联合起来统治人民的时候这些人可以称为“统治集团”外，其它情况下并没有什么恒久的“集团”存在。如要在政府内谈“制衡”的话，那么文官系统内部门间和上下级间的相互制衡恐怕才是更有意义的话题。

专制皇权从降临中原大地那天起，便以对暴力的独占为基础，成为整个官僚机器的权威来源。其性质理应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否则便不够稳固，不足以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政体。皇帝为了确保自身掌控的皇权，当然就要把政府的人事权与生杀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皇帝是傀儡或者不能行使皇权，也会有人出来代行皇权，而很难另搞出一套制度来。这一点除了东晋的门阀政治期，总体上是谈不上有什么变化的，而在王朝内部，往往因为某些皇帝的“克里斯马”更强，显得他个人的皇权更强些。

而中国历史上所谓君主专制的长期加强趋势，其实不妨理解成皇帝对行政事务的直接介入在制度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那些曾被视为保障皇权的必要措施，如两汉的外戚辅政，中古很流行的太子听政（虽然事实上嫡长继承制还发挥影响，但太子这个政治角色却被尽量弱化了），乃至宰相制度等，逐渐在政治舞台上消隐了。这恐怕不只是因为它们对守成期的政治结构稳定其实有碍，还因为它们在行政上也是可以被“优化”掉的。

在吸取前代经验教训之后，清代便成功实施了一段相当高效的君主专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3-4亿人民实施了直接统治，为各族人民联合起来进行民主革命、组成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PRC提供了历史条件。说起来，经常有人把清代的君主专制归结于满洲的“民族性”，其实说是异族统治需要加强行政效率则可，说是本身民族性……努尔哈赤两次立储失败以后，晚年留下的可是一套四和硕贝勒轮值听政、八和硕贝勒分掌各旗、共同议政的贵族共和制啊。可惜代善一系私心太重，否则爱新共和国就要屹立于17世纪前期的东方，与联省共和国东西辉映了。^_^如果要解释一下这种彻底的君主专制的话，那就是在平稳发展的年代，在成熟的官僚系统与法律法规的帮助下，并不需要什么“命世大才”才能担任行政首脑，只要皇帝肯下功夫熟悉政务就好了。

专制君主的角色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有位学者经常以宋代的皇帝来说明“君主专制说”之不确，然而举例时往往挑出那几位不是中风就是精神疾病的皇帝来，要是他们生病的时候还能扮演好专制君主，那就见鬼了……明代其实也一样，因为废除了宰相，皇帝自身便成了行政首脑，必须日理万机，不能像前元那些酒蒙子大汗一样委政中书省。而内阁的任务，是从旁“辅理”，一般而言并不负什么行政责任。如果一个宰相被怀疑整天打猎/修道/睡觉，难道会没有人明里暗里地批评他？前代官员可以私下向作为行政首脑的宰相反映意见，现在作为行政首脑的皇帝既不能下台，也不能写私信，明代官员以奏疏形式向他反应意见，不是再正常不过么……何况有些皇帝的确对决策工作完成的本就不是很好。

而且，明中后期皇帝（除了毅宗之外）把早朝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礼仪场合，不大讲话，举行经筵的话会见几个翰林，平时最多再召见几个亲信重臣，一般官员没有宋代“轮对”、“陛辞”那样的机会面见皇帝，所以也只能设法在奏疏的文本里表达意见，有的人走的就是耸人听闻的路线，所以看上去会很“激烈”，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标题党式的吸睛手段。这不只是言官求名问题，也是沟通不畅的体制问题，没有办法~

讲句公道话，其实把某些行政系统内的正常现象优先放在权力斗争的框架里，将其视为“制衡”并大书特书，并不是只发生在网络上的，某些学者也是如此做的。我不敢说这不能作为一种研究思路，但恐怕还是不明其所以然的一偏之见，不足以彻底理解这些现象。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大概是一个政治价值的问题，“分权制衡好，君主专制坏”嘛。至于这种价值判断又是怎么来的，我不想展开讨论（其实也无力讨论）。我自己是一个没什么情怀的人，代入的话，作为一个明代的自耕农or佃农，我觉得是十个老爷还是五百个老爷决策如何统治我，差别不大。不代入的话，长远来看也未必能玩出什么花样，毕竟中国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高水平战争打得太少，对军事技术发展及金融业的刺激不足，可要是打得多了，作为讨论基点的今日之中国也未必存在了……只能说，就中国历史来谈中国历史，则君主以权术施行独裁、国势“丰亨豫大”、对外积极开疆拓土、对内不断深化改革的宋徽宗朝，正是千年来一种长期趋势的先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