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如今提到马云、王健林等想必没有几个人不知道，他们的资产多得用千亿计，是我们许多人奋斗几辈子都难以积累的财富。而在历史上有许多人却更加的超乎我们想象，他们富可敌国。

1、范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春秋时期越国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公元前496年前后入越，精心辅佐越王勾践兴国，为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官拜上将军。勾践复国后，范蠡知道勾践是一个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同富贵的人，于是他毅然而然弃官而去，后专业从商。《史记》记载他“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他三次经商成巨富，后又三散家财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业的楷模。

2、端木子贡（公元前520年—？），春秋末期卫国人。他拜于孔子门下，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也是“孔门十哲”之一。子贡虽出儒门，却极善经商之道。为孔子三千弟子中的首富。他积累的大量财富为孔子与其门徒周游列国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历史上多用“端木遗风”来表经商致富之人，即源于此。

3、吕不韦（公元前292年—公元前235年），战国末期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卫国濮阳人。史载“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他资助秦流亡公子赢异人回国即位，从而成功由商从政的。后又辅佐秦始皇。历史上著名的《吕氏春秋》便是在他的主持之下编撰，“一字千金”的典故也是由他而来。

4、沈万三（1330年—1376年），元末明初江南巨富。以垦殖为根本，以分财为经商的资本，通过海外贸易更是迅速积累大笔财富，得以“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曾助朱元璋修建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后又想出资百万黄金替朱元璋犒赏三军，被朱元璋一气之下没收家产流放云南。

5、和珅（1750年—1799年），深得乾隆皇帝的宠信，在位期间利用职务之便，结党营私，聚敛钱财，为清代最大贪官，入选《亚洲华尔街日报》世界级富翁行列。乾隆死后，嘉庆正史掌权，随即将和珅革职入狱，抄没家产，其家产总和相当于乾隆年间清政府15年的财政收入，时人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6、伍秉鉴（1769年—1843年），清朝广东十三行怡和行之行主。他凭借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迅速成长为巨富。最鼎盛期拥有资产约2800万两（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也只有700万两）。西方学者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天下第一大富翁”。1843年，清朝令行商偿还《南京条约》规定的300万银元外商债务，他独自承担100万。同年在广州病逝。

7、乔致庸（1818年—1907年），电视剧《乔家大院》主人公，乔致庸是乔家经商第三代人，乔家商业从第一代乔贵发起家，到第三代由乔致庸大手笔经营，使乔家成为商业巨族，故致庸可谓乔家殷实家财的奠基人，人称他为“亮财主”。乔致庸经商既有雄才大略，又多谋善断，是位商场高手。乔家在包头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在他的策划下发展为庞大的复字号商业网络，基本上垄断着包头商业市场，故包头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之说。光绪十年(1884)，他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创立了汇通天下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在他的经营下，乔氏商业遍及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业务繁荣，财多势旺，成为商场巨贾。

8、胡雪岩（1823年—1885年），着名徽商。初在杭州设银号，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并开办胡庆余堂中药店。

9、王炽（1836年—1903年），一代钱王，红顶商人。他抓住机会，投巨资于刚兴起的银行票据汇兑行业，以昆明“同庆丰”钱庄为龙头，在当时全国22个行省中的15个行省及香港、越南、马来西亚设立分行，誉为“执全国商界牛耳”之云南金融业的开山鼻祖。晚清巨商王炽在英国《The Times》评选的19世纪10年代世界首富中排名第四，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三代一品红顶商人”，晚清名臣李鸿章曾称其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10、叶澄衷（1840年—1899年），是著名的宁波商团的先驱和领袖。他做生意很有天赋，头脑清醒，乐观时变，为人处事既诚且信，宽厚待人，被称为“首善之人”。有人资助他在虹口的美租界百老汇路口开设了上海滩第一家由中国人独自开业的五金店——顺记洋杂货店。并据此发展出覆盖五金、机械、钢铁直至军需器械和军服的庞大生意，开设了38个分支机构，赢得了“五金大王”的美称。并继投资金融业，在上海、杭州、镇海、芜湖、湖州等地开设票号、钱庄，鼎盛时竟达108家。在宁波商帮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做人当如叶澄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