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惠王是商鞅变法后极为重要的一位君主。变法最容易被放弃也正是变法后继任国君时期，纵观春秋战国各国之变法，大多如此。而惠王能把和商君的私人纠纷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区别对待，人亡而法不亡，这本身已经高出其他诸侯一个层级了。而在惠文王后，后任的武，昭，孝文，庄襄再放弃变法的可能性已经远低于惠王即位之初了。

秦国的发展带了一个正的加速度，山东六国不减速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所以，即便秦也犯了一些错误，但只要不是非常严重的战略性误判，变法收益的绝对值足以超过失误损失的绝对值。所以最终从效果来看，秦坐拥天下，笑到最后。

我认为秦国商鞅变法人亡法不亡，其他诸国变法人亡政息。与其说是比犯错，更应该说比后期的立法改革。战国时期，众所周知魏国偏用近亲，楚国更是阶级斗争激烈。战国时期改革较好的仅仅两家，一家是历经几代贤公勤王励精图治求贤若渴的秦国，另一家则是历经国家重大内政变革开始进行任何阶级都要遵从的胡服骑射，兴兵强国的赵国。（强大的中央集权后的集体学习，吸取了很多外来知识技能，取其精魄去其糟糠）。

自商鞅变法后几代秦朝对律法的改革也达到当时一种极其先进的高度。（据说当时秦朝已经能够推演沙盘和进行侦查布阵）。历代征战，立法图强，在制度的基础上经验丰富的秦国可退守函谷天险，可西出征战天下。战略上就已经赢了。秦国人不迷信绝对实力，打仗前必然先搞复杂的外交手段，离间收买都舍得狠命砸钱。这种外交的魄力是后期六国所没有的，可以说到了昭襄王的时代，秦国已经建立起了并吞八荒的气魄和信心。其战略目标也是明确的，比起六国摇摆不定的外交态度，秦国人的这种信心给了他们战略上的主动权。

这让我想到了秦灭楚的时候，问王翦需要多少，王翦说六十万兵，而李信却说只要二十万即可。最终秦王听了李信的话，然而失败了，还是靠王翦的六十万解决问题了。所以秦的容错率高，犯错成本低。下围棋时，边角的地盘是最稳固的。一样的道理，秦国就算打不赢，还可以西迁。而韩魏是最不利的，夹在中间，灭得最快。其实现在也差不多，战争潜力大的国家不需要经济多发达，但一定要战略纵深够。比如俄罗斯，西欧无论多么发达，在战争上都占不了便宜，拿破仑和希特勒皆如此。

史记，战国策，他们的角度侧重政治，军事，而经济科技文化地理气象等甚少提及，但结果关系已定，他们从结果推导原因，他们角度不全面就会出现错漏，很多明明是正确的决定但结果失败就从政治军事上找原因，认为某人不对，某国君昏庸。结果就变成秦国国君怎么都对，六国昏君怎么都错。比如杀白起是秦君高瞻远瞩，杀李牧就是赵王自毁长城。

小编认为，古代史书都这样，都把王朝兴衰放在某奸臣一句话，某国君听信谗言，误斩某人，某女人红颜祸水，某太监天怒人怨，某军阀丧心病狂，实在逻辑不通就说气数已尽，天象示警，五行始终。这种影响是有的但最多只占三成，最大部分是天时、地利、和有创造力的人给予的影响，这种人被记下的不多只有军事家政治家，但还有很多工匠商人农民他们提高了生产力，改变了社会格局我们却连名字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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