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四川杨氏一家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为他们一家四代七进士，其中还有一个状元。

这句话应该说90%以上的人是认同的，但不知道各位看官从上面这句话看出什么没有？

呵，有一点，那就是“其中还有一个状元”为什么不说“其中还有一个当了首辅”呢？

其实这和我们新都叫“升庵故里”而不叫“廷和故里”，原因是一样的——以前当官的都不想人们去想着当官，这样与自己争峰的人就少了哈。

而鼓励读书，倡导做学问，这就没错了——这和当时的氛围也有关，所谓“万般皆下贫，唯有读书高”。当然，其实当时的人们诗书的目的也就是当官，但读书人都清高，不说自己想当官。

也是在这样的氛围当中，就催生出了许许多多的“神童”——有的在我们还小学没毕业时，已经考上了举人，有的才在我们读初中的年经，已经展露出了经天纬地的才华。下面就举几个例子：

杨廷和 12岁中举，19岁中进士，官至少师，后为宰辅多年，为一代名臣；

赵时春 14岁中举，18岁中会元，官至佥都御史，山西巡抚，为一代名臣；

杨一清14岁中举，官至少师、左柱国，文武双全，任首辅多年，为一代臣；

蒋冕15岁中解元，官至少傅，任大学士多年，为一代名臣；

王臣中16岁中进士，后官至庶子；

何景明16岁中经魁，后官至提学使，为明代著名文学家；

张居正16岁中经魁，后官至少师，任首辅10余年，为明代大改革家。

李东阳17岁中进士，官至少师，左柱国，任首辅多年，为明代著名文学家；

……

太多了写不完，不然就成了明代少年科第简介了。这里只说一个数据——据不完全统计，明代16岁以下中举，17岁以下中进士的少年科第者，仅福建就有13人！而我以上所列全是福建之外的。若平均每个省以10人算，全国也是数百人！这些人都可以说是神童。

而明朝许多神童并没有走少年高中之路，也就是说，明朝还有更多的神童是隐匿在民间的——在明朝，哪怕你是神童，该修的功课还得修，不是靠聪明和运气就能高第的。

当时的官宦人家都了解这一点，所以在培养自己的后辈时十分注意这点，而最典型的莫过四川新都的杨家。

曾经写过，杨春是一个教育家，他教育出了一个首辅、一个状元外加一个夭折了的重孙神童。其实杨慎之叔杨廷仪（弘治十二年进士，兵部左侍郎）、 之 弟杨惇（嘉庆二年进士，兵部主事）、 之堂弟杨恂（嘉庆五年进士，河南佥事）、 之子杨有仁（万历五年进士，侍御史河南佥事）也应该算是得到了杨春的教导。

只是今天在这里只比较杨家的三位神童。

杨廷和12岁中举，据我所知在明朝是唯一的了。但是在其父杨春的教导下，他以《伤仲永》为戒，中举第二天就闭门谢客，远离那些溢美之词，专心读书。

第二年上京会试落了榜。然后在其父杨春的安排下，去国子监（当时的最高学府）去学习，并且三年后的会试也没有参加会试，直到十九岁基础打扎实了才第二次参加会试中进士。经过层层磨练，杨挺和最终成为宰辅，为大明一代名相。

若说杨廷和12岁中举是一个意外（因为陪父亲考试而考出了一个举人），那杨升庵这个神童的科场之路可就和一般人没什么两样了：什么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该走的过程都和普通人一样的走，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样没落下，而且还在20岁时本该中状元时意外落第（都是灯花惹的祸），但却成为了唯一的一位真正鳌头任考的状元，最终因“博学第一”成为了明代三大才子之首，也成为至今无人能超越的博学大家。

虽然杨升庵没出现在前面提到的神童当中，但他却是位资格的神童（《新都牛人杨升庵那些事儿》当中已经讲得太多他作为神童的故事，这里就不再缀述）。

而杨升庵大儿子耕耕（与原配夫人王研所生，1509年——1517年），虽然也没有任何一部书里记载他就是神童，但他从小以其父亲杨为榜样，加之学习认真，又有一个优秀的基因——读书能过目不忘，所以从小就展露了自己的神童本色——在陪父母回四川探亲过程中，就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存在脑中，然后回北京后就用笔和纸记录下来，连杨升庵都感到惊叹，不能不说他是位神童。

但他只能当神童，因为很可惜，后来得了猩红热病，被其母王研误认为是出麻疹进行治疗而早夭。

纵观杨家三代神童，有几个共同点：都是帅哥俊男，“廷和为人美风姿”，“杨慎仪表堂堂，是个十足的美少年”，少年耕耕则“极具其父神貌”。

而且都是过目不忘，儿童时代就能诗会对，深得同时代各类名家的赏识，如杨廷和之于黄明，杨慎之于李东阳，耕耕之于杨慎。

但结局不同：除去小耕耕不讲，杨廷和走了为官这一步棋，直至走到了极致，当了多年首辅；杨升庵则走了文学家、医学家等等各种“家”之路，也走到了极致，成为了明朝三大才子之首——当然，杨慎不是张含，若不是因为“议大礼”，有可能他也去走杨廷和之路了。

其实我还想说一点的是，杨升庵就算没有“议大礼”案，他也未必能象杨廷和一样在为官之路上走到那么极致。

他23岁中状元，为证清白（不是因为父亲原因考上的状元）鳌头任老考，领导知道了他学识的确过人，但在群臣中太过锋芒毕露；

他任讲经官时才是六品官，而一般人是要一品或二品大员才能当讲经官，他是被“捧”上那个位置的，但他不知道还有“捧杀”一说。所以，当了没多久就被安排去当钦差管祭水神一事去了；

很多时候，朝廷内不归他管的事，但因为他博学都懂，所以别人都以“我是外行，你是内行”为由，让他做了很多份外之事，而应该做那事的人可能就袖手旁观去偷懒了——最可气的是，在“议大礼”案中，百官就尊杨慎为首进行哭谏，以至于他被嘉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发配到云南后还随时惦记，不让他在应该回乡时回四川而客死他乡。

此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甚至“摧”得可以不见形迹。

当然，也可能是嘉靖认为他做学问做得好，那就一直在云南做学问吧。

杨廷和就不一样了，他“性沉静详审”，有经天纬地之才但不轻露锋芒，同时懂得隐忍，也能抓住机会，从本职工作中展露才华（在翰林院工作了多年后，因帮上司起草一个报告，上司居然不需要改一个字而受到器重），所以他能左右逢源，最终首辅多年。虽然因“议大礼”而辞官归乡，但嘉靖在看到几年后国家还有余粮，也不得不说“此廷和之功也”。

所以，不管你其它工作做得再好也只能是“锦上添花”，本职工作没做好就不应该算是成功之人——不然，为什么有岗位和职责之分，为什么有“爱岗敬业”之词呢？

所以，首先要知道、要牢记自己的职责，要尽到自己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