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洛轻尘

01

隋炀帝杨广可谓是历史上褒贬不一的君王之一。喜欢他的人觉得他文韬武略，军政全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厌恶他的人则认为他昏庸残暴，好大喜功，葬送了大隋的江山。

事实上，杨广有他的过人之处，但同时缺点也非常明显，优秀与弱智，刚强与懦弱，高瞻远瞩与虚荣冒进，政治家的刚硬铁腕与文人的心理脆弱等种种极端，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杨广特殊的命运轨迹，也注定了隋朝的短命。

需要澄清的是，他的帝王之位是从杨坚那里继承来的，而不是后世所认为的篡位。太子杨勇好学，善写词赋，性格宽厚仁慈不假，但他们俩的生母，也就是孤独皇后性格非常强势，和杨坚一起身体力行的践行一夫一妻制，孤独皇后极端厌恶宠幸妾侍而冷落妻子的行为。

太子杨勇宠爱的美人向来很多，已经引起母后的不满，太子妃元氏又突然暴病身亡，死因不明。独孤皇后认为是太子宠爱的妾室云氏害死了太子妃，再加上杨坚喜欢朴素，杨勇偏偏不知死活的给自己的蜀铠装饰花纹，杨坚见了非常恼怒，恐怕全国上下形成奢侈淫靡的风气，杨勇逐渐失宠。

杨广自幼美资仪，性敏慧，在政治、军事、文学领域都有不凡的业绩。不管是否作秀，杨广与王妃萧氏非常恩爱，对父亲送来的12名美人视而不见，平时生活也朴素低调，连出门都是轻车简从，对待朝臣，谦卑有礼。

杨广的品行越来越受到父母的重视，开皇十二年（公元600年）10月，隋文帝杨坚废掉杨勇，11月，改立杨广为皇太子。

至于《资治通鉴》所记载，在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杨坚病危之时，杨广猥亵父亲的小妾，并逼宫谋逆，与杨素等大臣谋划的书信还被宫人错误的送入杨坚之手，简直有些天方夜谭。

你可以认为杨广好色，作秀，比杨勇心机深沉，但他隐忍了那么多年，难道就差杨坚病危的关键时刻把持不住了？正史明确记载，杨广此时已做了太子四年之久，位置已稳，朝中大臣对他也是寄予厚望的，干嘛吃饱撑的，非要里通外合搞小动作，好像自己的皇位是抢来的一般？

最荒诞的是，承担送私信，而且是随时能掉脑袋的密信的人，竟然分不清敌我，把信送到了杨坚手里？被杨广等一干朝臣信任的信使，必然是身经百战，用了多年的亲信，这样重要的密信不是亲手交给杨广，就是交给杨广最信任的心腹，怎么可能随便在宫里乱传，以至于最后传到杨坚手里？所以杨广弑父篡位一说，基本站不住脚，可见历代文史家们，为了抹黑杨广这个亡国之君，可谓不遗余力。

02

即位后，杨广怀着成为千古一帝的高远志向，在帝国版图上书写了恢宏的篇章。为了扭转高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杨广进一步规范科举制度，建进士科，恢复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大量提拔任用平民人才。

同时营造东都洛阳，都城向东迁移，政治上便于控制东方的形势，军事上兼有防御作用，经济上结合附近的洛口仓、回洛仓，缓解了朝廷漕运的压力。建都洛阳，在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偏处西部的长安向东面的开封等地转移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杨广还改革官制，增设殿内省，与之前已有的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秘书省共同成为五省，并增置谒者、司隶二台。又重新修订法律，对隋文帝末年严酷的法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大业二年（公元606年）起，杨广开始调征大量民工修建隋朝大运河。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至会稽，北到涿郡（今北京），全长2700公里，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纵贯在中国最富饶的东南沿海和华北大平原上，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

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经济的迅猛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杨广还是对丝绸之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大业五年(609年)，隋军击败吐谷浑，步萨钵可汗逃亡。杨广乘胜追击，亲自率军远涉海拔数千米的高原，陆续攻灭交趾、林邑、契丹、琉球、伊吾诸国，征服了半个西域和整个青海，首次将青海高原划入了华夏版图。

但这些边陲小国一开始并不服从管理，杨广西巡张掖，要求西域二十七国君主前来朝见，各国商人也云集张掖进行商贸往来。同时，杨广下令盛饰市容，装璜店肆，房檐一律珍货充积，连卖菜的都要垫以龙须席，市面上的树木则缠以丝织品做装饰，当西域商人从饭馆前经过时，都要免费请他们就坐用餐。

杨广不断向西域炫耀隋朝的富有，做了大量的赔本买卖，成功引诱西域的商人远赴中原去做贸易，极大的促进了南北东西各方的文化经济交流，张骞所开辟的丝绸之路在杨广手里再次焕发生机。

在对各藩属国的态度上，杨广主张众国臣服的朝贡体制。西域各国奉隋朝为宗主国，定期朝贡，和平相处。若有国家滋事，隋朝会采取战争的手段使之屈服；若有国家侵犯另一国，隋朝为了维护朝贡体制，会帮助弱国击败强国，各国相安无事臣服于隋，隋朝也会给予优厚的回馈。

在这样外交理念下，隋朝出现了万邦来朝的恢弘局面。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封建时代，中国皇帝抵达西北这么远的地方，唯有杨广一人。

杨广即位仅五六年，隋朝国势达到华夏史上空前未有的鼎盛时期，户口数连著名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皆不能及，直到数百年后的唐玄宗天宝年间方才超过。

更让人惊叹的是，作为文学家和诗人，杨广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留有《炀帝集》55卷，后人赞他：起六朝敝，风骨凝然一洗颓风；新声竞作，为后世戏曲之萌芽；律体大进，又有以导唐人之先路，算得上是中国文学史绕不过去的人物。

03

然而，这样的千古一帝，怎么就亡国了呢？

一是没有处理好门阀氏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关东世族以及崔、卢、王、郑为代表的世族大家，是魏晋时期兴盛起来的老牌世族；而关陇军阀集团，也就是李渊、于谨、李密们，是通过军阀混战新兴起来的世族势力，这两者之间的立场截然相反甚至彼此对立，利益是有严重冲突的。

先太子杨勇是关陇贵族集团的代表，而杨广自己长年在江南扬州，早已喜欢上了江南，一直与南朝系统人物之间保持密切联系，并在南方进行文化笼络，妻子萧皇后就是梁朝萧统曾孙女，因而杨广是江南集团的代表。

面对这么庞杂的利益关系，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拉一派打一派，让这些门阀世族之间彼此争斗，相互制衡，从空隙中慢慢提拔自己赏识的寒门子弟，就如之前杨坚、之后李世民所做的那样，跟门阀士族们在斗争中合作、合作中斗争，才是以退为进的万全之策。

杨广却是贪多求快，大刀阔斧的推动科举制，提拔寒门子弟，并处处表现出跟关陇集团的脱离，大力支持南方的天台宗对抗北方的三阶教，引起了关陇集团的极大不满。

同时他又没有很好的拉拢利用崔、卢、王、郑等老牌世族大家，使得自己根基不稳，缺少实心实意的支持者，一旦有人出来造反，就会因各自集团的利益冲突，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

二是爱好面子，穷奢极欲的奢靡之气耗尽了大隋的气数。在位期间年年出巡，曾三游扬州，两巡塞北，一游河右，三至涿郡，还在长安、洛阳之间频繁往还。杨广每次出游都声势浩大，在各地大修宫殿苑囿、离宫别馆。其中著名的有显仁宫、江都宫、临江宫、晋阳宫、西苑等。

如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杨广命令下令建造显仁宫，把大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运到洛阳，又用海内的嘉木异草、珍禽奇兽充实园苑。树木秋冬季枝叶凋落后，就剪彩绸为花和叶，缀在枝条上，颜色旧了再换上新的，池内也剪彩绸做成荷、芰、菱、芡，使景色四季如春。

还有为后人所诟病的，游江都时，杨广率领诸王、百官、后妃、宫女等十万余人，船队长达二百余里，所经州县都要贡献食物，挥霍浪费的情况十分严重。

原本营建洛阳、疏通运河、修筑长城已造成民不堪重负的景象，杨广的大讲排场，挥霍无度更激化了与百姓之间的矛盾，造成各路盗贼大规模兴起，为以后的叛乱埋下了伏笔。

三是三征高句丽失败是隋朝灭亡的直接导火索。高句丽地跨鸭绿江两岸，位于今中国辽宁东部、吉林中部和朝鲜北部。大业八年，（公元612年），第一次进攻高句丽，三十万五千陆军遭到惨败，逃回的只有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以万计，也丢失殆尽。

高傲自负、爱好颜面的杨广没有知难而退，而是大受刺激，于第二年（公元613年）再次大规模攻打高句丽，又无功而返。此时民力国力已被透支，国内农民起义也此起彼伏，杨广依然一意孤行，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又发动了第三次对高句丽的战争。

三次对高句丽的战争，先后动用人力数百万，征调财物无数，大量士兵、民夫死于战场和劳役，由于村中极度缺乏劳力和耕畜，大量土地荒芜，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大起义。

四是面对揭竿而起的各路豪雄和世族大家的武力争夺，坐以待毙，消极应对无疑加速了隋朝的分崩瓦解。当民怨沸腾难以压制，声讨其罪状“罄竹难书”，天下皆反的局面控制不住时，一向强横的杨广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骨子里伤春悲秋的文人秉性爆发出来，再无从前征青海、越朔漠的胆气和魄力，只剩下“大好头颅，任谁斩之”式自欺欺人的怯懦和苟延残喘的绝望。

面对岌岌可危的紧急形势，杨广带着大军躲到扬州去看风景，留下长安、洛阳两大都城和无数库存府藏，还有两个年幼的孺子幼儿。一代有着雄心伟略的君主，竟然彻底放弃了身为一国之君的尊严和做为父亲和祖父的责任，也完全没有了作为一个男人最起码的斗志与担当。

要知道，两大都城里的宝贵资源任是李渊或者王世充得之，都可招兵买马，借以成为一方强豪。作为君主，怎能毫无血性的一路逃亡，弃之不顾？

锐意尽失的杨广在江都越发荒淫昏乱，命王世充挑选江淮民间美女充实后宫，每日酒色取乐，借以消愁。虎贲郎将元礼与直阁裴虔通共谋，利用卫士们思念家乡的怨恨情绪，发动兵变，杨广被杀。萧皇后和宫人拆床板做了一个小棺材，偷偷地把杨广葬在江都宫的流珠堂下，一代君主就此陨落。

04

客观的说，杨广很有才能，也有能力巩固父亲开创的伟业，他确实也有这样的雄心，但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将他推向了人民的对立面。

毫无节制地使用权力，透支民力国力，急于求成，狂热的追求自身的建功立业，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个人业绩，建立在千千万万黎民百姓的尸骨之上，是杨广执政最大的败笔。

而无论执政前期的夸张炫耀，巡视时大摆排场，功业过分追求完美，还是后期的自暴自弃，一味消极逃避，都凸显出杨广带有强烈艺术成分的政治个性。

作为一代功过参半的君主，很多评论者希望杨广在执政后期暴毙，那样就不会出现三征高句丽，国家也还没有被他透支完，如果没有亡国之君的恶名，单论杨广的功绩，足以与唐宗宋祖相提并论了。

然而历史不容假设，杨广虽然做出了功在万代，恩泽后世的千秋伟业，却也令当时的百姓死亡了几近四分之三，其暴戾程度令人咋舌。粉饰与抹黑，都不是真正的尊重古人，对于杨广我们应尽量做到客观公正，正如唐朝诗人皮日休的评价：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如果没有那些暴戾的急功近利，不去举全国之力追求个人的英雄主义，杨广便一直是他的隋明帝，而不是被唐赐为“炀帝”，留给后人的印象自然也要可爱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