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秋季，日本的大阪市立美术馆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展出《阿部房次郎与中国书画》，展示了日本近代收藏家阿部房次郎的精华收藏，笔者有幸受邀观展并拍摄。展场中有一幅名作，是传为唐代王维（701-761）的《伏生授经图》，以前多认为是宋代摹本，但是笔者见到原作后，发现有一部分是唐代原作，甚至有可能就是王维真笔！

伏生授经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伏生是战国末期齐国人，生于公元前268年，是儒家学者，秦朝统一后当过博士。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焚书，伏生冒着生命危险，将记录自尧舜到西周的重要历史文献《尚书》藏入墙壁之内，躲过了一劫。到了汉朝，伏生挖开墙壁，发现还有28篇《尚书》保存完好。《尚书》是儒家五经中最重要的一部，汉文帝重视古代文献，于是派大臣晁错去伏生家中取经，但是经文上的战国古字无人能懂，伏生又年届九十，口齿不清，无法正常说话，于是由他女儿羲娥当翻译，一点一点地把《尚书》翻译成汉代通行的隶书，所以叫做《今文尚书》。伏生授经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文献传递了，如果没有伏生，战国时期最古老最重要的文献就会因此彻底失传，司马迁的史记也会少很多篇章，那将是不可挽回的损失，所以历朝历代的文人士大夫都对伏生极为推崇。

《伏生授经图》画的就是伏生传授《尚书》的场面，画面上只有一个干瘦老者，头戴乌巾，肩披薄纱，盘腿坐在一个蒲团上，身前有一个案几。老者右手拿着一张白纸，左手指着纸，脚下还有卷轴竹简等物。这个画面背景完全留白，没有任何描绘，主题十分突出。伏生是90高龄的老人，慈祥而衰老的神态表现得非常好，展现了画家深厚的功力。此图流传有绪，宋代就已经进入宫廷收藏，图上有宋徽宗“宣和中秘”印，在《宣和画谱》里也有记载。画的题签是宋高宗的“王维写济南伏生”，还有南宋内府的绍兴连珠印，画后是南宋初年吴氏在高丽纸上写的题跋，后来元、明、清历代珍藏，在清末为完颜景贤所得，民国时候被卖到日本，为财阀收藏家阿部房次郎所得，后捐献给大阪市立美术馆。

这幅画年代早，题签是唐代王维所作，但是也无法直接对比，因为没有其他的王维所作的人物画。北宋宣和时期记载的很多高古作品，现在看来都是摹本，如北京故宫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台北故宫的唐代韩干《牧马图》等，都是宋人的摹本，所以就《伏生授经图》来说，一般研究者认为这不太可能是唐代王维真迹，十有八九也是个摹本。大坂市立美术馆对它作者的介绍就是（传）王维，意思是并非真的王维。

笔者对这个画卷看了很久，认为它确实可能是一张唐画，甚至有可能就是王维真迹，但是只有一部分是。这画有一个特殊的地方，那就是它是画在拼绢上的，画面上拼绢很多，光是画人物部分的绢就分了三部分，上中下三段是三块绢。比较重要的是上部和中间部分，上面绢粗，中间绢细。这幅画高只有25厘米，宽44.7厘米，不算很大，画家绘制这样一幅绢本，不可能连一幅整绢都找不到。这种绢的拼法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画面多次遭受过极大的破坏，然后几次补绢重绘。笔者判断，《伏生授经图》这幅作品，最上面一小部分有北宋“宣和中秘”印的部分是原作，而下面两段绢，包括有南宋高宗“绍兴”连珠印的部分都是后补的。

仔细看画面的接缝，也能看到补画的蛛丝马迹。首先要承认，补画的极精，几乎没有什么违和感，但是上下略有色差，上部线条变化比下部要略多，而且在右手臂的内侧，有两处明显的破绽。首先是手臂线在拼绢处没有对齐，第二是衣服的白颜色和身体的肉色是不同颜色，在下面绢上，一条衣服线画过来的时候，由于没有画到手臂，所以形成了一个空档，在这个空档处，画家忘记染色了，所以肉色到绢布接线处为止就停住了，没有往下画，而正常画的时候不可能以绢布接线处为整齐的上色线，除非绢是后补的。

多次补绢，但是画面很协调，最大的可能，就是补画者见过原作，甚至参与过原作的上一次修补。笔者推测，这个画卷应该是经历过北宋灭亡的靖康之变。宣和收藏的作品，很多都被重装成“宣和装”，上面盖上宣和七玺，以示庄重。《伏生授经图》上有“宣和中秘”印和《宣和画谱》的记载，还被认为是王维真迹，但是又完全没有宣和七玺的痕迹，笔者推测，这画的原作很可能在北宋就残破了，传授经文的对象晁错已经没了，下面部分应该是由于破的比较厉害，所以被裁掉重画补上，下面两部分的中间部分应该就是在北宋补的。

然后到了南宋，这画再次遭到破坏之后，通过榷场之类的方式从北方流入南方，再一次重新补画下部。南宋的宫廷画家有一些就是北宋画院里的，战乱后逃到了南方，好比说李唐和苏汉臣等人，他们有可能在汴梁仔细观察甚至补画过《伏生授经图》，战乱后到南方后奉命再次补画。宋人画是画匠画，以观察细致，描摹准确为能事，如果他们了解《伏生授经图》的原貌，自己绘画功力又高，再次补画出来只怕也非难事。不过呢，摹补终究是有一点缺陷的，那就是画面总会漏点东西，画面上的伏生手里拿的是一张白纸，而白纸如何能传授经文？笔者推测，可能是因为原画的上的篆书文字残缺或者漫漶不清，导致无法补上。

有人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伏生所在的西汉还没有纸。确实，当时还没有能用于书写的大幅纸张，用的是竹简和帛，但是古代绘制者画的基本上都是当代画，也就是以当时他能看到的东西为参照物，去画一切时间地点人物。画面上伏生手持纸张，脚下有绢帛和一捆竹简，这三种东西正好是唐代人常用的三种书写材料。唐代的竹简已经用的很少了，到了宋代，由于纸张绢帛的工艺比唐朝更加进步，成本更加低廉，竹简彻底销声匿迹。画面上东西的细节，表示了这幅画确实来自于唐代。人物面部用细线变化勾勒的画法，眼睛重描，嘴唇涂红，其时代性与敦煌444窟的《维摩诘经变》还有日本京都东寺所藏中唐《不空金刚像》非常类似，笔者认为就是唐人所绘。伏生的衣服形态，也非常符合六朝到唐代流行的“高士图”风貌，所谓高士图，就是当时崇尚隐居而放浪形骸的高人，竹林七贤就是高人的典型。伏生穿着的背心是燕居的野服，古代叫“直裰”，也叫“心衣”，是高士的标配，南京西善桥南朝墓里出土的竹林七贤印砖上，嵇康和向秀就穿着这样的背心。北齐的《校书图》，宋人《柳阴高士图》等画面上，也有这样的衣服出现，最后一个大概是元代刘贯道的《消夏图》，画的是穿背心的阮咸。高士画在宋代以后极少出现，就算偶尔出现，风貌也和以前差异很大，《伏生授经图》的高士形象古朴，是宋代以前的样貌。

如果《伏生授经图》的上半部分是唐代画作，那作者会不会是王维呢？王维是公认的文人画家，所谓“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董其昌（1555-1636）更认王维是南宗山水画鼻祖，不过王维的山水画我们只能捕风捉影，因为董其昌自己大概也没见过真的王维画。不过王维精于人物画，这个是有记载的，他曾画孟浩然像于刺史亭，也曾将自己的肖像绘制于壁画之中。宋末周密（1232–1308）《云烟过眼录》记载：“王维画维摩诘像，如真不可分”。《伏生授经图》人物面貌极为传神，线条生动，显示作者功力深厚且年代高古，不能排除是王维的可能。此外，宋徽宗和宋高宗都认定这是王维原作，或许是因为他们见过一些已经不存的证据，看到过被裁掉的画面信息，然后做出了这样的记录。我们作为九百年以后的人，当然可以怀疑他们的判断，但是也要承认，他们有可能是对的，这幅画有可能是王维仅存的真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