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咸丰同治时期，杰出的书法家何绍基既是碑派书法的主将，同时在碑学理论方面也很有成就。何绍基是阮元的学生，与包世臣亦有往来,其书学主张是典型的碑学观点。

何绍基承阮元遗绪，论书力主南、北分派及北碑南帖之说。针对当时一些人出于维护二王正统地位的需要而反对南、北分派的观点，他坚持：同时进步根据南、北两派在功用和风格上的不同重新梳理和解释田魏晋到唐代的书法发展线索，继续扩充阮元的观点:由于阮元总结出北派之衰落不显，是肇始于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的推崇至极，欲提倡北碑，势必先要否定南派。

故何绍基对南派传人，尤其是对唐太宗身边的“山阴真传”虞世南微词颇多:因自翁方纲、李宗瀚极力推崇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以后，此碑名声大增，学之者甚众，以此何氏对虞世南的贬斥，在当时更带有明显的尊碑抑帖的现实意义。而对于宋代以后泛滥流行的摹刻汇帖之风，何绍基更是深恶痛绝。他认为,唐以前碑版石刻皆发源于篆、隶,体势庄重，书手刻手各据所长，故能变化百出而规矩不移。至于汇帖，则集古今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作品于一帖,勾摹镌刻亦出于一手，无法忠实反映原作各自不同的风格特点,进而相信:“天下未有不善书而能刻古人书者,亦未有能一一家书而能刻百家书者。”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应当说，何绍基是继阮元之后在坚持走碑学道路，同时对帖学传统进行全面批判和否定的最激烈的书家之一。当其时 ,清代帖学书法的高峰刚刚过去，书坛上正缺少能够统领风气潮流的大书家。何绍基恰在此时应运而生，乘帖学盛极而衰之际，挟碑学方兴未艾之势，鼓吹倡导，身体力行，在碑学取代帖学成为主导潮流的转换过程中，与包世臣前后相接，共同发挥了领导风气潮流的重要作用。尽管何绍基对包世臣在创作上的水平评价不高，但二人在宣传学习北朝碑刻,引篆、隶遗意人楷书，以及追求古拙生涩的审美趣味方面，在当时则是同属碑学一派，而且是最有影响的两位代表人物。

姚配中(1792——1844), 字仲虞，安徽旌德人。长于经学，又嗜书法，从学于包世臣。自谓学书得法于邓石如和包世臣，并称二人“皆溯原揣本者也”。至其论书，则推包世臣之论为“ 换骨金丹，服半剂便成地仙者”。姚配中最喜欢包氏论书诗中“转换心如旋，骏发势每颇。摄水墨珍溢，开锋毫不裹”等句对笔法执使转用要诀的概括，并意犹未尽，特撰《书学拾遗》一篇，发挥包世臣的理论。他首先用训诂方法引经据典，将古人对执笔、用笔的描述及“永字八法”逐字考证，得出结论说:用笔之法“虽其变无方，有如张怀瓘所云智则无涯，法固不定者，然要不外按提、平颇、绞转、翻转之用交易其间”。进而再结合古代书家书论,详细解释和阐发“绞转、翻转”的各自技巧和功用。

此外,姚配中还有感于前人所述笔法，都是根据席地坐书的特点而言，至长幅大字需站立而书者,则其法与坐书不同。故以隋僧智果所撰《心成颂》为立书之法，著《立书法说》，对站立书写时的身体姿式及腰、腹、足、臂各部分的重心、用力进行了探讨。此说深得包世臣费许，并将其与自己所记武师说拳棒之语相对照，作为自已所说“棒师说武事，乃深合书道”的佐证。

姚配中是包世臣学生中论书最有见地者，其著作中有关“绞转、翻转”及站立书写之法的阐发，丰富了包世臣的碑学理论，成为后来碑派书法技法中的重要概念。包氏自题《执笔图》诗有“全身精力到毫端，定气先将两足安”句，当是受姚氏启发而得来。

所以，我们看出阮元的学生何绍基与包志臣的学生姚配中给他们帮助的有多么大，同时也让我们跟清楚地明白，自己出名是一部分，有一个好学生也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希望各位书法爱好者，在以后不要随随便便去收学生，可能会对自己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