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是一个箭垛式的有福之人，古往今来许多精巧的断案故事，人们不知道这些故事的来历，就容易堆在一两个人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破解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包公就被塑造成中国的福尔摩斯了——胡适。

不可否认，胡适先生评说历史是客观公正的，《宋史》包拯传，只是记载了包拯破获的一个牛舌案，也就是说从正史的角度来看，包拯不是一个福尔摩斯式的人物。胡适先生却没有解释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民间传说会把精巧的断案故事全部放在包拯身上。

其实不难理解。包拯是位全才，外交智慧，军事思想，理政才能多方面均有建树，但他这些成就不容易被普通老百姓所认知传诵。老百姓关注的是包拯治下的民生问题，而包拯在施政期间做了大量的惠民工作，让广大的老百姓受益。

比如，他到端砚产地端州任职，以前地方政府大量强征端砚，用于官员间私相授受，跑官贿官；包拯到任，当地砚台工人立即得到解放，令行禁止再无强征项目，并且包大人关注地方产业，想方设法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帮助他们出精品。这种做法类似我们现在的政府扶植、帮助产业发展。至今肇庆还有一个“包公楼”，专门纪念包公拒收砚台的故事。

自古有“官虎狼吏”的说法，老百姓找官府伸冤，先要给衙门的门牌司小吏“打发钱”才能进门告状，包拯到任开封府，撤掉门牌司机构，门口放一个大鼓，老百姓擂鼓就行。这些事是老百姓看得到的民心工程，看不到的是包拯屡次上书谏言加强官员监管。

在顺民心的同时，他个人的孝、廉、修养堪称典范，欧阳修、司马光都是赞不绝口。这些内容在正史里都有详实的记录。

为老百姓做了好事，老百姓自然要歌颂他；包大人破过一些案件，人民就把这些故事挑出来口口相传、越传越广，这是老百姓表达对包大人敬仰的一种方式。到明代出现新的文体——小说，系列文集《包公案》出笼，包青天就演变成福尔摩斯了。史书不可能连篇累牍的记载破案事例，否则就不是《宋史包公传》了，而是宋史包公探案集。包大人生前破案肯定也是不少的，只是这不属于史料重视的内容，所以史书上只有“牛舌案”作为他智慧的说明。

在包青天的墓志铭上却记载了两个案件，除了“牛舌案”，还有一个“夺金案”：

两个好朋友一起喝酒，一人喝酒多，一人喝酒少；喝酒多的人口袋里装有金子，他担心喝醉了会遗失，就让喝酒少的人代为保管。等到喝酒多的人酒醉醒来，索要金子的时候，喝酒少的人早把金子交给老婆藏起来而不认账了。两个人闹到公堂，包大人问清情况也不发话，只是悄悄派人去夺金人家里，找到他老婆说，已经查清楚了。老婆以为丈夫已经认罪，立即从屋内取出金子。

这个案件一点也不复杂，但如果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员，寻找证据重视供词，这必将是无头公案。唯有包大人才会把自己的智慧运用到普通的人情世故中，也唯有这种接地气的办法才能解决这类纠纷。

包大人生前在同僚间广受敬重，但也曾经因为一次弹劾官员的事件，引起欧阳修对他不满；包拯为避嫌，隐居家中数月，经皇帝开导才正常上班。据说，包大人去世后，欧阳修提出要为包拯作墓志铭，遗憾的是包夫人选择了委托他人，不然，以欧阳修的文采，后世又将多一篇巨著面世，此真是憾事。

包青天的故事，经过千年的传播演绎，早已不是一个人物。太平盛世，人们祭拜包公，祈福苍天；世道混沌，人们呼唤包公，渴望回归。包大人日间断人、夜间判鬼，主持着阴阳两界的公平正义，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这个符号代表民心对时代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