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武侠小说家里，古龙的“求新”“求变”是最彻底的。他把“武”和“侠”两个字，都进行了颠覆性的书写。

武侠小说前辈如郑证因，本身就是武术高手；金庸虽然不会武术，却能令内地的武僧认为他的同道中人。古龙则根本不想在这方面跟前辈竞争，他强调“动作”不是“打”：

“小说中动作的描写，应该是简单，短而有力的，虎虎有生气的，不落俗套的。小说中动作的描写，应该先制造冲突，情感的冲突，事件的冲突，尽力将各种冲突堆构成一个高潮。

然后你再制造气氛，紧张的气氛，肃杀的气氛。

用气氛来烘托动作的刺激。”（《写在〈天涯·明月·刀〉之前》，1974）

这种理念甚至影响了武侠电影的发展。曾经有评论比较港台两地的动作片，港片强调硬桥硬马的“功夫”，讲究拳拳到肉，而台湾动作片注重情景、氛围的烘托，而且也是受到了日本剑侠片注重环境的影响。很难说古龙的动作理念与这种电影风格孰先孰后，或许说互相影响比较准确，最后是古龙小说形成了“手中无剑，心中有剑，剑光一闪，生死立判”的独特动作风格。

说到“侠”，梁羽生笔下主角，永远是正派侠士。金庸一直也在塑造“侠之大者”，或者令狐冲石破天这样的自由斗士，临到收笔，才敢写一个韦小宝这样的小流氓。古龙则笔下几乎每个角色都亦正亦邪，正邪难辨。《大人物》里那个大头鬼杨凡，几乎是他的自画像，但确实贡献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侠客形象。

在武侠人物形象方面，古龙的贡献堪称石破天惊，其原创性与预见性，要到他逝世三十余年后，似乎才看得更清楚。就以我最熟悉的《萧十一郎》与《欢乐英雄》为例。

《萧十一郎》早于《狼图腾》三十多年提出了狼与羊的立场问题。虽然萧十一郎对风四娘与沈璧君都是一付君子相，但他作为名满天下的大盗，不是没有原因的。萧十一郎喜欢哼的那首歌，歌词我到现在还记得：“暮春三月，羊欢草长。天寒地冻，问谁饲狼？人心怜羊，狼心独怆，天心难测，世情如霜……”《萧十一郎》创作于1970年，但传入大陆，几乎伴着齐秦的《狼》，两者相映成趣，当然比起《狼图腾》来，《萧十一郎》还属于安全的范畴，但对狼立场的同情，对当时的“政治正确”也算是某种冲击。

另外《萧十一郎》提出的“大侠/大盗也要吃饭”的理念，也是打破了还珠楼主以来江湖脱离现实的倾向。这种观念后来在《大人物》里被宣扬得更加彻底，再英俊的侠士，再动人的情怀，也要首先面对“吃饭问题”的考验。

至于《欢乐英雄》，我一直觉得是古龙作品里的一部神作，完全与别的武侠小说，包括古龙擅长的各种类型全然不同。这部创作于1971年的小说，几乎是一部提前了二十多年的古代版《老友记》（Friends）。

2018年，电视剧《欢乐英雄》由腾讯影业出品

四个年轻人，从各自的家乡来到富贵山庄，各自有着不足为外人道的过往与秘密。他们住在一起，一起找饭吃，一起对抗危险，应付困难，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事，但全篇最动人之处，是四个年轻人之间的友谊与爱情。不管他们是江湖中的官二代，是狂人的女儿，是曾经的江洋大盗，或者像郭大路一样，就是一位经历简单的浪子，武功不高却热心助人，这些年轻人凑在一起，互相见证成长，也改变着阴郁功利的江湖。

所以，《欢乐英雄》是古龙最具现代性的小说。你几乎不用去想这四个主角是不是古人？是何时的古人？你自己用现代社会的“年轻人”去想象他们，想象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走到一起，追求理想，改变人生。从1970年代到2010年代，这一点不曾改变。

一部武侠小说，通篇几乎没有杀人，寻仇，称霸武林，拯救江湖，却能一件一件的小事写下去，让读者付出会心的微笑，与深深的感动。古龙追求的“新”与“变”，在这部小说中，真正达到了独一无二的境界。想到大头仔古龙写出这部小说时才33岁，真是羡慕嫉妒恨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