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曾业英先生在其发表于《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的《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中认为，击椎生绝非蔡锷，八九不离十可认定他就是筹滇协会的倡议人唐璆。但经笔者查考，曾先生的上述结论完全不符合史实。本刊自即日起分20期连载笔者的反驳文章，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蔡锷，字松坡，别号（笔名）击椎生

除了在击椎生的《苏杭甬铁路与滇川铁路之比较》一文中做文章之外，曾先生还通过击椎生的《西江警察权问题》一文，又精心设计了一个所谓的“关联”，以求进一步扩大战果。对此，曾先生是这样表述的：“1908年1月21日，唐璆致函梁启超说，他打算“下月”，即2月上书广西巡抚张鸣岐，专言广西两件事，一是清乱源，二是筹边防。……虽然迄今不知梁启超是否同意唐璆上书，也不知唐璆是否上过此书，但其所说的“下月”，即2月28日，击椎生在《云南》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西江警察权问题》的文章即是不争的事实。该文针对两广西江警察权又断送于英人之手，提出抵制之策是结成大团体，与英人开特别谈判，先行承认“自清盗贼”。……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游勇、劫盗就是两广必须先行自清的内部乱源。显然，击椎生这时对两广要务的认识，与唐璆清乱源的主张也是一致的，加上该文的发表时间又与唐璆所说“下月”十分吻合，这样的确很难排除其中隐含的密切关系。”由此，曾先生便断言：通过击椎生《西江警察权问题》一文，“就很难排除这种（击椎生与唐璆）关联了”。也就是说，击椎生“八九不离十”就是唐璆了。（详见下图）

历史的事实果真又是像曾先生所描述的那样吗？当然不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曾先生又犯有捕风捉影的严重失误。

看过上两期的读者一定知道，曾先生在引用唐璆这封致梁启超信时，将其所标之时间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直接转换为公历1908年1月21日，结果阴阳不分，铸成大错，而况这封信的时间还不能确定就是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即便是，换算成公历也应为1908年2月22日(见下图)。这样，曾先生所谓唐璆于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说的“下月”还是击椎生《西江警察权问题》一文发表的公历2月吗？

来源:《万年历》

所以，不争的事实是，曾先生又彻底弄错了！曾先生据此而断言击椎生《西江警察权问题》的“发表时间又与唐璆所说‘下月’十分吻合”的结论，又是阴历、阳历不分，其结果必然又是拿着马嘴硬往牛头上套，大错特错！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曾先生所谓通过击椎生《西江警察权问题》一文，“就很难排除这种（击椎生与唐璆）关联”的断言，纯属捕风捉影！（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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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