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在《大中华》杂志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因蔡锷、蒋百里与梁启超有师生之谊，所以遭到袁党的怀疑，处境较为困难，幸亏杨度在袁世凯面前总是说他们的好话，加上他们表面上赞成帝制，袁党抓不到什么证据，暂时奈何不了他们。

梁启超

梁文发表后，蔡锷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有人反问：“你为什么不劝你先生？”蔡回答说：“书呆子哪里劝得转来，但书呆子也不会做成什么事，何必管他呢!”

蔡锷与蒋百里密商后，于8月25日在云南会馆召集军界友人，书写条幅，依次签名，佯装赞成帝制，以迷惑袁党。

蔡锷

为了进一步迷惑袁党，生活作风一向严谨的蔡锷开始涉足北京八大胡同妓院，装成沉湎声色、无所作为的样子。蔡锷与小凤仙的风流故事就是由此产生的。

民国初年，达官贵人、富商巨贾、文人士子各色人等充斥京华，多喜冶游。一时间，八大胡同冠盖云集，门庭若市，风华远胜清代。筹安会的杨度就是八大胡同的一个常客，他最爱去的地方是陕西巷。

蔡锷为使杨度不怀疑他，就随杨度去了陕西巷，在云吉班挑了一个妓女，名叫筱凤仙。

杨度

筱凤仙是南帮妓女，湖南人氏，与蔡锷同乡，艺名小凤仙，容貌平常，但略识文字，平常找她的客人极少。蔡锷涉足声色场所，本意并非品花赏色，所以只与小凤仙往来，有时甚至招摇过市，以掩人耳目。

实际上，蔡锷几乎每周都去天津与梁启超筹商反袁大计，在京中则与蒋百里、韩凤楼、胡景伊等人联络同志，积极进行准备工作。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也引起了远在海外的孙中山、黄兴等人的注意。“二次革命”失败后，大批国民党人亡命日本，孙中山欲组建中华革命党，与黄兴发生意见冲突，黄兴远走美国，留张孝准在东京做代表。

黄兴写密信劝蔡锷早日脱离虎口，回云南组织讨袁之师，并告诉他，东京的张孝准可以掩护他。

蔡锷复信谈了离京反袁的计划。不久，张孝准派李小川到北京找蒋百里和蔡锷面商一切。

李小川自从在东北与蒋百里分手，一直追随黄兴左右。此次回京，他佯称是为了谋求留学日本的公费资格而来的。他先见到蒋百里，蒋介绍他去拜访军需处处长唐在礼，交涉留学事宜。等官样文章作完，蒋百里即介绍李小川去棉花胡同，向蔡锷面交张孝准的密函。

李小川到蔡府，看到大门口有一个身穿雪青纺绸衫的瘦长汉子踱来踱去，正在等他，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蔡锷。二人进入内室后，蔡锷握着李小川的手说：“你是李小川先生？我就是松坡呀！”

他们关起门来密谈许久。蔡锷看了张孝准的信，对李说：“你回去告诉润农（张字），他所谈的事我完全明白了。你见百里的时候，你要他向人说，我和你两人未曾见面。”

李小川把蔡锷的话转告蒋百里，蒋笑着说：“这样说岂不应了‘此处无银三十两’的笑话了吗？最好别人不问及，我们也不提及。”李小川回东京后对人说：“蔡将军诚然机警，可是百里先生更机警。”

张孝准不久又派一个姓何的人到北京，交给蔡锷一本密码。同时，戴戡、王伯群等蔡锷的旧部将领也经常出入于蔡府，筹商反袁大计。

（杜继东：《蒋百里传》，中华书局，2018年版）

作者简介：杜继东，1966年生，甘肃省永昌县人。历史学博士，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科研处处长。从事台湾史、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 编辑：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硕士研究生谢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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