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广东揭西县人，1922年生。中学时代开始木刻创作。上世纪40年代于广西省立艺师学画，同时参加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1945年春往重庆，进行以民主为内容的版画创作活动。翌年往泰国，在《曼谷商报》任美编。创作版画反映中泰人民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前夕回潮汕，一直在潮汕地区文联担任领导职务。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展，出版《陈望木刻选集》《陈望版画集》《陈望国画集》《陈望版画五十年》《陈望国画写生集》等。作品在台湾《美术家》、香港《美术家》《中国现代版画史》上介绍。1956年作的木刻《农民诵诗》获国家文化部纪念章。1991年获中国美协、中国版协颁发“中国新兴版画贡献奖”。生前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曾任潮汕版画会名誉会长，汕头市文联名誉主席，汕头画院名誉院长。

养鸽

纸本水墨

68×41cm

1986

至艺无艺

文︱李伟铭

在我的阅读视野中，有一位很亲切的老人，这位老人就是陈望。30年代至40年代，像许多血气方刚的艺术青年一样，陈望用自己的画笔和刻刀，迅速准确地传达出劳苦大众的心声和自己对社会不公的义正辞严的批判。光荣属于陈望和他的盟友，他们用正义和赤诚书写了现代中国美术史中辉煌的篇章。

今天，当我们翻开历史那不平凡的一页，我们为至今仍然无法超越的业绩而再三感叹。对广东画坛尤其是僻处海隅的岭东画坛来说，因为陈望的存在，“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句话，才全面地显示出触手可感的生命活力。

关于陈望的版画艺术成就，无论如何铺张笔墨均属多余。这里我想说的是他用另一种形式书写的心声。换言之，我所说的是他的中国画，在陈望那里，刚健锋利的刻刀换成一管柔软婀娜的羊毫，这种化铁为绵的功夫，本身就值得寻味。

黄山玉屏楼

纸本水墨

44×68cm

1981

陈望自用印中有一方似乎不十分起眼的印文——“至艺无艺”，我觉得这是观照其国画艺术合适的立足点。“至艺无艺”四字，使我想起了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两者与佛家禅学参证的“执着”二字，深有偶合。于是，正像白石老人之写形传神，始于情而止乎理，陈望老人似乎漫不经心的笔墨，以一种稚拙、天真的形态，印证了画之为画的真谛。

恬退而归乎平淡，是陈望处尊不威的为人风度，也是他的国画笔墨自然流露的抒情风格。圣贤遗训与惟一无二的教条，固然不合适陈望国画的美学度量；在追踵时尚和自我膨胀的大军中，也看不到这位老人秀骨清像的身影。

“至艺无艺”，说得到而做得到，舍陈望其谁？

迎春到

纸本水墨

73×44cm

1985

另一次起步

文︱陈望

我学国画，“文革”前仅仅是偶而戏墨，“文革”后才真正投入。1973 年落实政策，我从陆丰书店调回汕头文化部门工作，那时一家人住人七平方米的陋室，在角落勉强挤出位置，摆上一张小桌，便画起国画来。在小巷噪杂的环境中我旁若无人地不停挥泼，终于泼出了一只高昂的大公鸡来。因为兴致甚浓，接着便各种题材都试一试。

我原来是版画佬，画起国画难免带有版画的习气。有几位老者戏称我是潮汕的江丰。他们不理解对待传统艺术的虚无主义与艺术的多样化不是一码事。最近，我读到宋代苏轼的一首诗，其中写着这样的诗句：“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赵飞燕是汉代的著名舞女，后来嫁给汉成帝当皇后，传说身轻得可以在掌上跳舞。汉代推崇纤瘦美，飞燕是纤瘦美的典型。玉环是杨贵妃，唐玄宗的宠妃。唐代推崇丰满美，杨贵妃是丰满美的典型。苏轼的诗句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美的多样化。如果把美弄成一个规格的话，那么艺术亦就休止了。

艰辛的历程

纸本水墨

58×96cm

1996

其实，我一向是尊重老人的。我尤其祟尚中国的传统艺术，它有如汪洋大海，一个人只要从中吸取某方面的养料，应用在创作实践中，已经算不错了。历代的大画家，大部分是大学问家、书法家、诗人、艺术理论家。他们画的画有文、有诗，格调高，给人的启迪深。画不欺世，不媚俗，因为他们审美的层次特别高。历代许多大画家创作实践中总结出许多超前的美学论点，这些论点一直延续到今天一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以形写神”“骨法用笔”“诗画本一律”“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象外之意”“不似之似”“胸有成竹、胸无成竹”等等等等。

我慢慢地咀嚼思考，觉得美学观点包含的概念甚广甚深，充分体现对立统一的深奥哲理、辩证精神。就讲“骨法用笔”这一观点吧，固然是指笔透纸背的意思，但不止于此，除了讲骨力还讲骨气、骨质。杜甫批评韩干画马画肉不画骨，这个“骨”字的含义不仅指马画得太胖，更主要是指没有把神驹“生长风”的气质表现出来。苏轼是一代大文豪，当然是站住很高的位置论画，他提出“象外之意”的这著名论点，在这里我大胆试加解释：画画不是单纯表演技术，不是就事论事画标本，画画更不是复印机，笔笔要有出处。画画属意识形态，通过形象的艺术语言，表达画家的思想，意念，产生象外有象、音外有音的效果。

陈望（右三）山区考察

中国人是很聪明的，富有创造性。无论绘画和书法，从古到今直在创造和发展着，不会一成不变。举个例子，潘天寿大师写道：“魏晋以降，我国书学大发展，绘画亦开始受书法运笔的影响，至唐尤甚，大发挥画线上抑扬顿挫的特趣......”这个例子说明中国画一次重要的演变。那位不会治国，但治艺倒是甚高明的宋代皇帝宋徽宗，他第一个把书法和诗直接题在画面上，以后的文人们继承他的创造再加上印章，便形成四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的文人画。宋徽宗当时画的是《腊梅山禽图》，题的书法是独创的瘦金体，他的诗云：“山禽矜逸态，梅粉弄轻柔。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画好、诗好、书法好凑在一起互补互衬，别有韵味。中国历代画家有所创造的事例不少，这里仅仅举出一二而已。现在是开放的信息世界，人的“意”亦发展了，见识日进，相信艺术一定出现一个大创造大飞跃的局面的。

老实说，我画国画是接近晚年才半路插人，自知有许多局限。只可应用扬长避短的办法探索着。我的立意是：第一，努力掌握中国画笔墨方法、技法的表现规律；第二，发挥原来一向创作从生活中来的特长，有感而作；第三，对待传统艺术的态度，首先是对精华部分吸取发扬，其次是对不足部分补充丰富，再次是对僵化部分扬弃；第四，不可因得一笔便沾沾自喜，失一笔便闷闷不乐，学无止境；第五，认识艺术主要和人类文明、社会发展有密切关系，其次才是和金钱有关系。艺术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安居

纸本水墨

57×137cm

1986

我与父亲

文︱陈小舟

父亲，他留在子女们记忆中的不仅仅是辉煌、赞美、高尚，更有说不尽的痛苦、无奈和不堪回首。

父亲是名人，母亲更是誉满粤东。因而，在1957年的那场政治风暴中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母亲被划为“右派”马上送梅县劳改，全家立即被赶出母亲所在单位的宿舍，流落街头。后来，我们兄弟姐妹6人被大姑妈收留，才免于露宿之苦，而那时我最小的妹妹刚出世不久。

父亲则在那场风暴开始时被任命为汕头专区文艺界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反了三个月，连一个“右派”也揪不出来而遭撤职。继任者是一位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的“大老粗”。这位仁兄上台后雷厉风行，三下五除二便把当时汕头专区十八位文艺界中的头面人物全部打下。父亲被当时的地委书记邹瑜先生从深渊拉回，幸免于难，并要回了原来宿舍中的一间房间——这就是后来饮誉潮汕的怀德里9号二楼东北角的那间房间。翌年，我们兄弟姐妹六人被剥夺在汕头市居住的权利。老大、我和最小的妹妹往揭西老家，老三、老四和老五被送往澄海外婆家，直到1960年汕头地区文联成立，父亲走上文联领导岗位前我们才获准回家。最小的妹妹在老家时因祖父无力抚养而寄养在别人家，捱到回家时已是饿得只见骨头不见肉。我和哥哥两个大小孩从老家带她回汕时因她肚子饿一路哭闹不休而被弄得手足无措，后来幸得有个好心的乘客给了一个在当时来说极为宝贵的柿饼，才让她安静了一会。

陈望夫妇

1966年，“史无前例”的特大政治风暴席卷全国，我家又一次受到极大的冲击。父母在礐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挨过老拳，父亲更是被吊起来用棍子打，家也被抄了两次，特别是父亲放在怀德里9号以及三牧楼专区文联办公室那些从国内到国外，从抗战到解放后几十年保存下来的作品、速写、书籍、名人字画，甚至连木工工具、磨刀石等等东西被洗劫一空，房子也被占去。后来，全家9人被遣8个地方。

文革前，我父母的工资都不低——父亲在潮汕美术界工资是最高的，母亲在1957年以前是潮汕地区工资最高的女干部之一。特别是作为当时粤东地区画家中唯一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的父亲，不单工资高，稿费多，要赚点钱也容易得很，只要应出版社的要求画连环画，以他的功力，两天的稿酬便比当时粤东地区任何一个画家一个月的工资还多，本来一家人的生活可以过得很潇洒。然而，父亲却把全部心思以及他自己的全部工资和不菲的稿费用在群众美术事业和版画、中国画的创作上，很多经济困难的业余作者，特别是农村的美术爱好者经常得到他的无私帮助。母亲独力承担上有老、下有小一共十三口人的生活重担，即使戴上“右派”帽子后工资降了四级之多也不改初衷。因而，全家的生活过得很艰难。

记得我被遣送往揭西老家读书时，同时去的不单有我们兄妹三个，还有三位表姐，祖父、祖母的负担过重，我们那时吃不饱、穿不暖，连鞋也没有。每当过年过节看到同学和邻居的小孩有新衣、有鞋子穿，心里羡慕得不得了。我老跟他们说，等我爸爸来看我，就会给我买双鞋。但后来爸爸真的来了，却没空关心我们，连寄养在别人家的小妹也没去看一下，匆匆来又匆匆走了。我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母亲身上。

陈望在创作中国画

有一天放学回到家里，我看到祖父在跟个穿着破烂的棉衣，乞丐模样的人在说话，等我走近时，那人在叫我，我却不认得她。后来祖父含着眼泪对我说：“这是你妈妈”，我认了老半天才认出来。原来，母亲被送劳改后，受尽折磨，每天都要挑着重担，走50千米山路。那时已经开始进人经济生活紧张时期，“劳改犯”们的处景可想而知，很多人倒下了。母亲虽没倒下，但被折磨得全身浮肿不象人样，他们才放她几天假回家找糠吃。见到母亲这个模样，我不敢开口，我想有一双鞋的梦想始终不能实现。

1961年以后，母亲重新工作，全家人又重聚在一起，生活较前正常。但单靠母亲那点工资在那经济生活紧张年代要养活十多人实在困难，全家也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经常饿肚子，穿破衣裳。特别是每年到了学校开学要交学费的时候，母亲更是伤透脑筋。即便如此，母亲也从来没向父亲要过一分钱。我小学毕业时体重还不到25千克，可见当时生活之艰难。然而，在经济生活全面好转的1965年我考进当时广东四大名校之一的著名学府——广东省金山高级中学时依然还是光着脚。

1958年，我们被遣送乡下时，父亲一个人住在怀德里9号。政治风波过后，客人日渐多了起来，只要父亲在，经常是门庭若市。汕头市当时的住房十分紧张，人均不足两平方米，有这么一个好去处，那时汕头市有名的国画家如刘昌潮先生、王兰若先生、郑奕辉先生等等更是每晚必到。大家探讨艺术，举行笔会，各抒已见，亲密无间，其乐融融，特别是有郑奕辉先生在，气氛便十分活跃。郑老喜欢搞笑，话多嗓门大，每当自已或别人画得好，他总要大喊“杀力(潮汕话‘劲’的意思)”，因而绰号“杀力”。父亲虽是搞版画的，却不排斥其他画种，从不搞门户之见。他虚怀若谷，博采各家之长，使自己的版画和中国画相得益彰，深得画家们的尊敬。怀德里9号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成了潮汕地区美术工作者之家。正因为如此，当后来我们回到汕头时只得在亲戚的帮助下到新兴路的一条小巷里住下，全家十一口挤在一房屋内仅几平方米的防空洞及其上边的小阁楼，一住就是十多年，直到现1977年底我结婚时情况依旧，我只好住到老婆家去。

陈望与李锦堂（左）

父亲视事业为性命，关心他人胜过自己的子女。潮汕地区有很多人在他的指引下走上美术的道路，有很多人在他指导下成为名画家。然而，他却很少关心子女的生活、学习的情况，更无从培养子女对美术的兴趣，更何况父母是大忙人，我们自小也很少跟他们在一起，只是父母被贬在陆丰，父亲在书店卖书，被剥夺画画的权利时，才希望我能学画画。那时我下乡在陆丰，见面的机会较多，因而在父亲指导下偶尔也学一学绘画。

1974年我回城后，赶上父亲单位文化局有一个安排子女的名额。文化局党委经四场讨论，因只有我一人符合条件，只好很不情愿地把我的名字报上劳动局。但是临去招工单位报到时，我的名额却被别人顶替了。在那个年代，这种强抢别人饭碗的行为，无异于今天的谋财害命，何况我那时年龄已经不小。胆小怕事的父亲不敢和他们计较，我那时血气方刚，我父母预感非出事不可，刚好时遇工艺美术学校成立并开始招生，并留有几个作为照顾工艺美术艺人子女的名额。很少求人的父亲托人让我“考”进了该校读书。

饶平渔场

纸本水墨

51×137cm

1997

我回城时，家里没地方住，只好和父亲起住在父亲所在单位——汕头地区文化办公室美术组里。那时的“文办”在商业街20~22号，几乎集中了当时汕头地区美术、音乐、文学、戏剧、舞蹈和杂技等精英。在读工艺学校时，我白天在学校学习，晚上和几个同学在“文办”学素描。一开始，我对绘画兴趣不大，对什么是素描也一无所知，只是一味地照着对象涂明暗。经我父亲的同事刘幼陶等老师的精心辅导，逐渐走上正轨。特别是曾松龄老师，他虽然没有住在单位，不是每晚都去，但是去了都要对我和其他同学的习作仔细观看，详细进行讲评，特别挑我的毛病，毫不留情地对我的缺点进行批评。

缅甸神庙

纸本水墨

67×66cm

1997

大约经过半年的努力，我对素描有了初步的认识，开始入门，速写也开始得心应手，我们的画室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画画，突然来了一个人，对我说：“小弟，我姓黄，是和你父亲在干校的校友，我儿子要来这里学画画，你让出一个位置来！”我说：“你自己看一下，我们这已经很挤了，多一个人恐怕挤不下。”他说：“我不管你们挤不挤，我儿子在这里最少也要有一把交椅坐。”第二天，他把他儿子小黄带去，开始学素描。没想到小黄刚去不久，有一天我父亲突然对我说：“你和你的同学不要来这里学画画了，你们人多，恐怕别人有意见。”我争辩了几句，父亲的态度比较坚决，考虑到父亲的处境，我只好答应。令人没想到的是我们正在收拾东西准备撤出时，小黄来了，他说：“你父亲说东西不能拿走，都留下。”我当时觉得莫名其妙，说：“东西是我和同学凑起来的为什么不能拿走？”他回答说：“我还要在这里学画画，这些东西我需要。”当时在场的还有我的一位学画画的亲戚，他气得半死，埋怨我父亲不应该为了别人的儿子而把自己的儿子学习的权利都剥夺了。我也很生气，但无可奈何，况且小黄当时还是个小孩子。父亲无疑对我刚刚建立起来兴趣从头到脚淋了一盆冰水！在父亲眼里永远只有别人，没有家人。更没想到的是，当年就业遇到谋财害命的“蟊贼”，中专毕业却遇上打家劫舍的“张子强”——我们全校所有毕业生的国家干部编制被占用！那时没了这编制，任何国字号的部门都进不了，工资、福利等待遇有着天壤之别。上世纪90年代末以前，即使是汕头市的名人，没有编制的要转为国家干部，也要地委五位常委一齐通过才行，可见这件事对我们的打击有多大！为此，第一届工艺美术学校的大部分毕业生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努力，想讨回公道，但没结果。这是题外话。

若干年后，小黄和另一位经常去画室学习的小林两人参加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的高考，如愿以尝地考进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并毕了业，小黄后来去了英国。

高山梯田

纸本水墨

67×68cm

1997

胆小怕事的父亲为了别人，有时也敢两肋插刀不怕得罪权贵。1976年，已经是大龄的刘幼陶老师因住房没办法解决，虽对象谈了多年却一直没能结婚。当他找父亲商量叫我搬到他的集体宿舍，把我和父亲住的办公室隔半给他结婚时，父亲明知给一些人知道了会惹上麻烦，还是满口答应了。后来，这件事果然被当时行政科一位姓赵的知道了。在八亿人民八出戏的年代，这人因掌管全地区的戏剧、各种文艺演出戏票的分配，本事可谓通天，想欺负谁就欺负谁，没人敢惹他。他找到我父亲，骂了一通后要我收拾东西马上滚蛋。父亲毫无办法，只得叫我自己想办法找地方住。说实话，那年头谁有那么大的本事找地方住。我只问了他一句：这件事是不是党委的决议？父亲说没接到局的通知，但再对我说这人惹不起。那天晚上，我找到姓赵的家里，这位号称能调动警察甚至部队摆平任何人的跳梁小丑，见到我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时竟吓得差点没尿裤。我警告他，如果想把自己凌架于党委之上，滥用职权，那走着瞧！他终于不敢把我赶走。第二天，父亲知道这件事后很高兴，刘幼陶老师更是喜出望外，很多给姓赵的欺负过的人都觉得出了一口恶气，偷偷向我祝贺。

大概是我们从小很少和父亲在一起的原固，我和父亲平时较少沟通，我对父亲的过去知道得不很多；父亲对我的了解也不多，他老是认为别人的儿子行，我们不行，这大概是他对我的期望值太高的原故。1974年我上山下乡回城后住在“文办”时，有一次，他在拓印版画，叫我帮忙拓印一张。因我从来拓没印过，拓印得不好，他很有意见。刚好杨启鸿老师从广西来看望他，看到这情况，帮了我一把，父亲觉得很没面子，骂了我一通。从那以后，三十多年过去了，尽管我现在在业内也是受人尊敬的工艺美术师，他还是认为我不行，再没有叫我帮忙过。

低语

纸本水墨

68×68cm

1992

然而，我也有令我父亲脸上有光的时候。1985年，我因为偶然的机会，参加高考复习。父亲知道后很高兴。但已经有近二十年没接触高中课程了，考的又是理科——数、理、化、语文和政治5门，复习的时间是三个半月，要补完高中课程，对于当时已经三十七周岁的我来说，难度实在太大。我天天都是凌晨两、三点才睡觉，中午也不敢休息，人瘦了一、二十斤，牙也掉了几个。说老实话，这中间要是有几天病了或碰到什么事情，功课就别想跟上。考试时，每个考室除了有两个监考老师外，还有一个警察，挎着一把“五•四”手枪，气氛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事后我才知道，这次高考是广东省委组织部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联合另外四个文化大省进行的、目的在于培养县团级干部作为第三梯队举办的五省联考，其难度远高于全国统考。我当时以超过录取分数线一百多分的成绩考进广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父亲从来没有那样高兴过，他要我陪他吃一顿饭，感谢我完全凭自己的实力取得好成绩，使他脸上有光。他又开玩笑说：恐怕什么好事都不会轮到陈望的。没想到后来不幸给他言中。由于能赶上这班车对一些人太重要了，因而这场考试有由官方策划集体作弊的、有为子女跑关系上串下跳的、没“背景”的果然变成了“陪太子读书”。我这次更是遭遇了“基地组织”！

一江春水

纸本水墨

46×57cm

1979

我对父亲过去的情况知道得不多，只偶尔听他讲过在南侨中学读书、在广西艺师求学时的一些事，也听别人讲过父母过去的一些事。总之，对父母的过去只有一个很模糊的轮廓。1997年，父亲叫我陪他往桂林参加同学会，这使我有机会更多一点了解父亲的过去。

父亲名陈希望，字陈隆声。我们的家族中没人会画画，父亲的绘画才能是生来具有的，孩提时便显露绘画才能并喜欢上木刻。在南侨中学这所为培养抗日人材的学校读书时使经常用画笔、木刻刀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我在金山中学读书时，学校的党委书记刘化南先生是原南侨中学的教师，他告诉我，有一次，南侨的老师在开会，我父亲也跟着进去，因为他是校长的小舅子，谁也没在意他去干什么。没想到不一会，他画了一张速写，不单画面很生动，而且所有的老师都画得惟妙惟肖，个个可辨。父亲与从梅县东山中学转来南侨中学读书的母亲自由恋爱并结婚，学校被解散后，母亲受组织派遣到广西进行抗日活动；大舅奔赴延安后在“抗大”“鲁艺”继续学业，毕业后奔赴抗日战场后来光荣牺牲。

新旧交替

纸本水墨

69×70cm

1996

父亲和一帮同学历尽艰险到了桂林，考进广西艺师这所徐悲鸿先生为培养抗日文艺人材而委托刘汝醴、张安治创建的学校读书。在校读书时，因身无分文，靠为学校饭堂洗碗换取每天一顿饭，天天都吃不饱。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一个同学拿了他的一幅木刻用自己的名去报社投稿而发表在报纸上，这件事父亲知道后没有责怪同学，而是发现向报社投稿不单可以锻炼自己的作画能力，而且得的稿费可以减轻生活负担，因而几乎每天都以抗战为题材，向报社投稿。可惜这时期的作品都没留下来，这是因为当时向报社投稿是连木刻原板一起投给报社，报纸上的图画是直接用原板印出来的。现在被广东美术馆收藏几十块解放前的版画原板则是因为父亲当时在报社当美术编辑而得以保存。

泉

纸本水墨

136×68cm

1965

父亲在广西艺师学习期间，虽然经常每天只吃一顿饭，经常饿肚子，但学习十分努力，达到疯狂的地步。有一次，已经深夜两点，他还没放下笔。突然，他听到钢琴声，便顺着琴声走到一座楼的二楼，看见一个人在弹钢琴，便拿起速写本画起速写来而被人当成小偷捆起来。后来，来了一个人，刚好认识他，父亲才得以解脱。

父亲一生帮人无数，很多他都忘了，但对于帮过他的人却念念不忘。在桂林参加同学会期间，他一再跟他的同学说，他是由于得到当时的地委书记邹瑜先生的支持才取得这样的成就的。不可否认，潮汕美术的繁荣，跟邹书记这位“伯乐”有很大的关系。文革前，对于父亲组织举办的各种美术展览，甚至连商标展览、工艺美术展览，他都很重视，经常参加策划。他为了提高领导干部的艺术修养，甚至规定专区文联的任何美术展览，地常委都要到会参观，而且都要走路去，以示重视。这给父亲的工作以极大的支持。

瘦而寿

纸本水墨

80×95cm

1986

父亲一贯老老实实做人，真诚待人，不搞钱权交易，更不弄虚作假。

1974年，我在陆丰因工伤无法干农活，在父亲鼓励下，画了几张知青题材的画稿。其中一张经刘幼陶老师修改，我再刻成版画印出。因我们知青户当时是广东省知青的一面旗帜，经常有记者去采访。刚好南方日报的记者看到了该画，便拿去以我的名字发表了。这件事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说这画是刘老师修改的，理应也署上他的名，单署我的名是弄虚作假。这件事直到现在我还觉得内疚。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也都老老实实做人，遵纪守法，不弄虚作假。我们兄弟姐妹六家中有自学成材的，有科研屡出成果的，有全国先进工作者的，就是没有弄虚作假的！

深澳古榕

纸本水墨

68×44cm

1981

父亲是个名人，说实在，生活在他的光环下实在太累了。由于父母从来都是老老实实做人，不搞钱权交易，因而，我在单位几十年来几乎被剥夺了一切理应有的权利。在很多人看来，我的父母就是唐僧肉，不贡献一点，子女就别想得到应有的一分。

父母亲都出生于苦难深重的时代，成长于激情燃烧的岁月，在火红的年代历尽磨练。无论母亲就读的梅县东山中学、南侨中学，还是父亲就读的南侨中学和广西艺师，都是爱国主义教育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学校。他们都是从少年起就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有着常人没有的广阔胸怀。解放后，尽管遭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对待，但对国家、对人民的真诚一直不变，母亲对美术虽然外行，但始终全力支持父亲的工作，他们为潮汕的美术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而义无反顾。父亲的人品为潮汕乃至广东省美术界所公认——舍不得以身饲虎，成不了佛祖！

五德鸡

纸本水墨

68×68cm

1992

父亲是一个真正的画家。几十年来，他一直走自己的路，辛勤耕耘，有着深厚的功力，又有鲜明的个性，从不跟风，从不投机取巧，成就为世人所公认。

六十年代开始至“文革”前，父亲以其卓越的才能和非凡的人格力量导演了潮汕美术发展史上最光彩夺目的一幕，为今天烂漫山花般的潮汕美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一切与一位同样胸怀广阔，把全部心思用在事业上的领导——邹瑜先生的关怀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以上诸多因素，成就了父亲在潮汕美术史上无可动摇的地位，这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特定的内因和外因条件下出现的特定人物。作为子女，我们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而父亲的辉煌也有家人的奉献。

陈望（右二）与画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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