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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最后一名科举留名的拔贡生——十杏居主人张玉生

历史 11-29 来源：温州大叔在线

离市区温八中百多米，有一条名为小高桥的巷弄。上世纪三十年代，那里有座名为“十杏居”的院子，它的主人就是温州最后一名拔贡生张玉生。

十杏居的院落里栽着一棵枝繁叶茂的夹竹桃，角角落落长满了蒲公英。在旧城改造前，人们还能看到这座百年老屋，那时，十杏居颓败的垣墙、清雅脱俗的门楹依稀可辨。

温州科举史上最后留名的拔贡生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这年，温州府永嘉县秀才张玉生（1883-1938，字兆麟，今瓯海区人）的天空是灰色的。

自打张玉生闯过县试、府试和院试三道“关隘”后，摇身一变成了有功名的秀才。他时常在校士馆前徘徊、发愣，有时也会静坐大雁池河畔仰望星空徒叹“时不利兮骓不逝”！是呀，对一个时刻准备着赴省城考举人的读书人来说，朝廷的一道诏书不啻晴天霹雳。这年，晚清政府昭告天下“废除科举”。

从明清开始，读书人的科举之路是：童生-秀才-举人-进士。张玉生虽然失去了考举人的机会，却也能坚持自己的爱好——读书育人、做公益事业、研究汉字检索法。四度春秋后，温州科举史上最后的一片落叶（拔贡）居然飘落在张玉生那件略显陈旧的蓝色长衫上。

▲十八省拔贡生同年全录

拔贡是科举的一种补充，即特别优秀的秀才经省学政推荐赴京参加考试，通过则可获得直接出仕的特殊途径。拔贡被朝廷择优录用，一等的可留京任职，二等的可充任县官，三等的留国子监学习。因此，拔贡生民间称之为“准进士”。其实，科举制度废除后，清朝的拔贡选才还在进行，为的是消化之前积聚下的大量秀才。

张玉生因为平时表现出色，宣统元年（1909）经层层筛选参加了拔贡考。然后，他就考上了“准进士”，被授职直隶州州判（从七品）。张玉生因此成了温州科举史上最后留名的拔贡生。

或许是痴迷于汉字检索新方法的研究，或许是其他原因，张玉生没有赴任，而是回了温州。他在孙诒让创办的温州师范学校，后改名省国立第十中学（今温八中，温州中学前身）拿起了教鞭，当起了新式教育的老师。

一位成功的教育家

张玉生是值得写几笔的乡贤，虽然史料所遗不多。

其一，张玉生是个成功的教育家。一代词宗夏承焘，被赞为“岭南文化的最后一颗文化灵魂”的哲学家王季思，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节，都是近现代中国的名人，他们见了张玉生都会鞠躬喊声“老师，您好！”

当然，在张玉生二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培养出的优秀学生远不止这三人。

张玉生教的是国文和数学两门主课，为人又谦和不摆谱，还教学生如何为人处世，难怪人们敬称其为“海内师表”。张玉生和温州贤达刘景晨、方介堪等也交往密切。这些学生和学者自然也是其家中之常客。

其二，张玉生乐于做公益事业。张玉生很忙，但总能挤出些时间到会昌镇（今瓯海新桥街道）去。为改变乡亲不识字之苦，他当起了扫盲速成班的老师。

为了提高扫盲效率，张玉生还专门编撰了两本教材：《字算备要》和《温州音识字捷法》。《字算备要》是按事物、词意来分类，还编成四字顺口溜帮助学员快速识字和掌握词意。

《温州音识字捷法》则创造性地把温州话的发音特点改造成“特殊拼音”法，使学员能快捷认识常用字并教会学员利用“温州话”的形式“写”出自己所想表达的意思。这样的教学方式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推广的范围较大，受益的群体也非常广。

其三，科普著作成果丰硕。张玉生存世的著作很多，涉及数学、历法、音韵等方面，如《范氏大代数解题》（木刻版）、《一百年间阴阳历对照》、《一纪历书》、《七曜日心算法》、《历法改革意见书》、《月球自西向东运行说》、《瓯江潮汐时刻推算》、《各国度量衡制换算表》等。这些科普成果散见于现代科普图书中，因此有幸保存了下来。

▲张玉生夫人吴悦莲女士（居中者）1947年摄于岳庙

其四，“四角号码”检字法的主要推动者和“十杏”检字法的发明者。张玉生成了朝廷命官却不赴任，极有可能是和其痴迷于汉字检索新方法的研究有关。因为此事在张玉生的人生中非常重要，故在后文作详细介绍。

“四角号码”检字法发明者悬案

1927年，“四角号码”检字法的正式出版，并伴生出一起民国悬案——谁是“四角号码”检字法真正的发明者？这件悬案牵扯到三个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前后两任所长即当时国内出版业的大咖高梦旦和王云五，还有一位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张玉生。

▲张玉生儿子张乐明全家福摄于1938年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原址在上海，1954年迁往北京，是中国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与北京大学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编译所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建成。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进犯淞沪。商务印书馆及其所属编译所便成了日寇轰炸的首选对象并被炸毁。对此，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曾赤裸裸的叫嚣：“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因此，有学者认为：“火烧圆明园和商务印书馆被炸，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令人痛心的文明悲剧。”

编译所是商务印书馆的分支，是其挑大梁的核心机构。高梦旦（1870-1936），是温州人郑振铎的岳父（郑振铎，杰出社会活动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收藏家），王云五（1888-1979）则是胡适（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的老师。他们都是足以影响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巨擘。

“四角号码”检字法发明者到底是谁？

作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自然要同文字打交道。他觉得用《康熙字典》的部首偏旁检索文字过于繁杂且效率过低，经过长期的研究，高梦旦根据汉字以形为主的特点，把旧字典所列的214个部首缩减为80个，把字分为上下左右四个部分并分别用数字来代表，成为后来“四角号码”的雏形。

在温州小高桥51号，有个人也像高梦旦一样痴迷于汉字检索新方法的研究，他就是张玉生。1922年张玉生的研究成果《国音指掌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在此基础上，张玉生把《康熙字典》的214个部首缩减为96个，还取名《国音电码合刊》并自编成册邮寄给同道者交流研讨。《国音电码合刊》和高梦旦的研究成果在方法上趋于相似，在当时引领汉字检索新方法研究领域的大方向。

▲上海商务书馆温州分支，位于今府前街

1919年，王云五在其学生胡适的极力推荐下，继高梦旦之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一职。高梦旦卸任后开始辅佐王云五做大做强商务印书馆业务。张玉生因出版《国音指掌图》的缘故，就和王云五有了书信上的往来。这个时候，王云五也开始研究起了汉字检索新方法。所以，张玉生的《国音电码合刊》自然也会寄给王云五并互相探讨如何进一步改进。

因为工作上的互补，高梦旦把自己所有的研究成果全盘交给王云五当参考。同时，张玉生的《国音电码合刊》也给王云五带来了灵感。王云五身居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有利的位置，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国内各类研究汉字检索新方法的人员，这对解决一些疑难问题起到了很大的帮助。1925年，王云五宣布其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诞生。

1925年6月，王云五在《东方杂志》刊发了一篇文章，文中提到“我对这新检字方法的研究始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我的研究出发点就是一本电码书。我就起了一个念头，以为假使每字各有一个当然的号码，和电码书一般，排成字典或词典，检查上一定是万分的迅速便利啊!”温州文史专家潘猛补先生认为：“这里所谓的‘电码书’，应当就是张玉生编的《国音电码合刊》，只是王云五没有提及。尽管当时张玉生还没有产生发明四角号码的灵感，但却打开了王云五发明号码检字法的思路。”

后来，张玉生在和王云五还经常书信探讨如何完善号码检字法。张玉生认为：要彻底改变号码法，就应从笔形结构上着手。因此，他首先提出了“四角编码”和“五笔四码”两种草案。两人几经切磋，最终升级版的《四角号码检字法》成功出笼并发表在1926年2月的《东方杂志》上。升级版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可以说是完全颠覆了原有号码法的设计方案。因此潘猛补先生认为：“王云五个人似乎不可能在半年内完成《四角号码检字法》的设计构思。这四角号码的设计原型基本上应是张玉生的‘四角编码’草案。”

1927年，《四角号码检字法》单行本出版。”蔡元培、胡适、高梦旦、吴稚晖分别为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检字法》作序。升级版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出版后彻底解决了汉字检索中的大难题。由于种种原因，“四角号码检字法”诞生后并没有得到广泛推广。但是，五十年代却在全国范围刮起了一股推广“四角号码”检字法的旋风。难怪胡适在序文中会对《四角号码检字法》有极高的评价，说是“学术界的大恩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工作”。

或许是感激于高梦旦提携及无私帮助的敬意，王云五特于书首郑重声称：“高梦旦君为本检字法附角之发明者。且对于本检字法种种问题，为云五解决不少。本检字法能有现在之成绩，多赖高先生之力，谨此志谢！”因此，学术界有推崇高梦旦的人会利用这句话做文章，说：“高梦旦是《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者，王云五则是《四角号码检字法》的改进者。”

其实，升级版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和高梦旦关系不大。从客观来分析，张玉生和王云五是升级版的《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共同发明者。但是，王云五对张玉生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却只字不提就显得有点不厚道了。

张玉生对此并无公开抗议，但从他和其子张乐明的交谈中有时也会流露出不满之意。不过，还是有人为张玉生鸣不平或对王云五的肚量表示不齿。

建国初期，有人在上海《晨报》刊文《四角号码的真正发明人》为张玉生鸣不平，文中直言“揭露王云五剽窃了温州张玉生先生所发明的检字法，使他一气身亡。”虽然，“一气身亡”有点夸张，张玉生毕竟在升级版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出版后，还好好的活了十多年。但张玉生是“四角号码”的真正发明者也绝非空穴来风。

严庆澍（1919—1981）著有《草山残梦》，在该书第十二集《梦断草山》中也有文字记录认为王云五“四角号码”检字法系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

▲张玉生的孙子张恩来摄于1938年

张玉生的孙子张恩来，先后在温州建国高商业（今温七中）、杭州宗文中学（杭十中）就读，后在杭州日报社工作，著有《孤山余话》。书里头就撰有《中文编码先驱张玉生先生轶事》，文中指责王云五：“王云五凭借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职务的便利，窃取张玉生先生的‘四角编码’检字法程序，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篡改成‘四角编码’字典问世，剽窃了张玉生先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劳动（学术）成果，并不知羞耻地自称唯一发明人。”

质疑也罢，谴责也罢。一切皆随着时间的逝去，成为浮云。

长期在杭工作的张恩来，还曾写过一篇寻根诗文《寻十杏居》，诗歌云：

蓬门筚户十杏居，祖辈栖息呕心血。

辛勤俭朴筑巢穴，欲求儿孙不漏雨。

弃家离井走天涯，故里何求好团圆。

鬓白从容寻旧池，伊甸怡园毁无塔。

张玉生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发声？

可能是读书人的毛病怕人说沽名钓誉。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张玉生认为自己的“五笔四码”方案比“四角号码”还要更先进。“五笔四码”的研究和“十”字和“杏”字有关，所以张玉生给这种汉字检索法取名为“十杏检字法”。从此，张玉生的老宅就成为“十杏居”，他则自称“十杏居主人”。

1937年，当张玉生的研究成果出来后准备出版时，正值抗战爆发，出版一事搁浅。次年，张玉生又不幸病逝，从此“十杏检字法”也就像十杏居院子里的蒲公英一样默默无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