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近现代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都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连。

他是清华大学任期最长的校长，因而被称作“终身校长”，他奠定了清华大学的校格。

时至今日，他的很多教育理念依然生生不息，很多教育言论被后来的诸多大学校长引用与铭记。

一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振聋发聩，影响后来者无数！

他是：梅贻琦

一生“崇朴学以黜浮华”

“树良规而垂教泽”。

放洋深造 学成即归

梅贻琦生于1889年，祖籍江苏。1908年夏，十九岁的梅贻琦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天津南开学堂毕业，被保送进入直隶高等学校（保定）就读。

后来，清廷成立游美学务处，梅贻琦在师友鼓励下前往报名，欲实现放洋深造之梦。

梅贻琦在630名考生中以第6名的成绩被录取，成为首批47名庚款留美生中的一员。到了美国后，梅贻琦就读于伍斯特工学院电机工程系。

1915年，梅贻琦学成归国。同年，任清华大学物理教员。

其实，在清华任教半年后，梅贻琦曾回天津见张伯苓，表示对教书没什么兴趣，想换个工作。张伯苓却说：“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有兴趣?年轻人要忍耐，回去教书。”梅贻琦便老老实实回京继续教书。这一“忍耐”，便是几十年，一辈子。

临危受命曾屡次推却

既已出山便不辱使命

梅贻琦最令人称道的身份之一，无疑是清华大学校长。

1931年底，他出任清华校长，可称得上是临危受命。当时的清华自罗家伦1930年离职后，长期没有合适的校长人选，连续空缺了11个月，校长不断易人，反复被逐。当局只好令时任“留美学生监督”的梅贻琦出山。

梅贻琦感到荣幸，但又担心自己不能胜任，一再请辞，却终不获批准，最终决定出任校长，这一当就是17年之久。

他在《就职演说》中有一段极为诚恳的自白：“(我)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称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

先生岂止“无罪”？乃甚有功！

梅贻琦所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艰难的阶段——

早期军阀割据，内乱不已；

中期日寇进犯，民族危亡；

后期国共对峙，战火未息。

如此环境下，梅贻琦却创造出在今天看来也堪称奇伟的教育成就。他用执著、坚定、智慧和纯粹，奠定了清华之校格。

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倒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但任何时期，清华学生喊出的口号都是“反对某某某，拥护梅校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他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一句玩笑，但梅贻琦在清华学生间所受尊崇可想而知。

“七七事变”后不久，平津陷落。同年八月，清华、北京、南开三校合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下称“西南联大”）。

三所顶尖学府合而为一，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三位著名校长皆位列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时局动荡、校务冗杂，如何平衡？

联大成立之初，南开校长张伯苓对北大校长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代表”的意思。而蒋梦麟则对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其实，三位校长中，以梅贻琦年纪较轻，但因张、蒋均常在重庆并另有职务，所以，主持西南联大校务的工作实际上落在梅贻琦一人身上。

在物质奇缺的情况下，梅贻琦不仅要考虑食宿问题，更要设法安排校舍、增添教学设备，稳定教学质量。

他请梁思成设计西南联大的校舍。因建材紧缺，资金有限，梁思成几易其稿：高楼变矮楼，矮楼变平房，平房变草棚。最终梁思成忍无可忍，把设计图纸摔到梅贻琦的桌子上，怒气冲冲地说：“改！改！改！你要我怎么改？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你要我梁思成设计什么？”

梅贻琦喉结滑动、声音颤抖：“思成，现在是国难之时。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我还给你的，行吗？”当晚，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含泪又作了一次修改……

据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父亲为维持学校顺利运转，曾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与中央政府以及当地领导层保持关系……每年父亲必须去重庆奔走一次或几次，那时由昆明到重庆乘飞机是件大事，要半夜起床，很早到机场去等候，飞机不定什么时间起飞，可能一天走不成，第二天再来试。”

在梅贻琦的主持下，西南联大保存了原来三校的教学班子，学风一如既往——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培养出的各学科领域巨擘数不胜数。

国难当头、民族危亡，西南联大在遥远的西南边陲，就像在风中闪烁飘摇却始终不灭的烛火，空袭、贫瘠间，竭力保国士无损，文脉不断。

西南联大教授郑天挺后来回忆：“在联大八年患难的岁月里，梅校长始终艰难与共。”

崇朴学以黜浮华

树良规而垂教泽

著名翻译家许渊冲

193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他说：“我认为梅校长的教育思想在当时是起了好作用。我们这代人受梅校长的影响比较大。若不是采取他的教育思想，这么多人才就不一定出得来了。”

壹

“大师论”

影响无数教育人

很多大学校长在演讲中常提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其实，最先提出这一观点的，正是梅贻琦。

在梅贻琦看来，办好大学所需设备和教授两个必要因素，尤其后者至关重要，教授是大学文化精神的命脉所系。

梅贻琦尊重教授，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极好的体现，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却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从资料员提升为助教，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破格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直聘为教授，上述过程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沈从文小学读完后就去当兵，发表了许多小说，没当过教员、讲师、副教授，也未去国外留学，仍于1939年被联大师范学院聘为教授。一贯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从此便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在西南联大认真讲授写作课。后来，沈从文培养出了“最后一个京派作家”——著名小说家汪曾祺。

在有关办学的一些重大事宜上，梅贻琦注意听取有威望有影响的教授的意见。当别人问他的办学主张时，他常说：“吾从众。”这并不是他没有主见，而是充分尊重教授们的治校意见。作为校长，他能够摆正同教授的关系，他说：“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

贰

育人之上，

体魄与人格并重

梅贻琦倡导体育，并躬身力行。他是清华体育运动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是体育场上的积极分子，曾任清华教师篮球队队长，经常活跃在篮球场上；他还经常兴致勃勃地到运动场上观看或指导学生进行体育锻炼，参与班际、全校或校际运动会。

他说，“在体育学校课程中，会有心理学、生理学等，这也许是有些人不了解的。”在梅贻琦看来，体育不仅仅是一种锻炼的方式，更是一种道德、性格养成的方法。

（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指导学生跑步）

学校特地进行场地和设备的建设，当时学校的体育课程这样规定，初等科每周需习体育两小时，高等科课程包括体操、运动、泅水。通过锻炼，还要测试灵敏、自卫术等，测试合格后方准出国。为此，清华大学采取强迫锻炼的方式，每到下午4:30-5:30，校方就关闭图书馆、宿舍和教室，要求学生们身着短装到操场锻炼，体育教师还要巡视，加以指导。

（马约翰与学生）

叁

通才教育

知、情、智兼修

毕业于西南联大的知名学者何兆武曾很有兴致地提起联大求学往事。在联大，历史系学生要学习数学、理化，这让很多“文科生”十分头疼。

梅贻琦认为大学生应该对自然、社科、人文三大部门都有充分的了解，才能在三者之间识其会通所在，拥有综合而宽广的视角。

梅贻琦在建立清华工学院的过程中花费了很大的心思。在工学院建立之初，他亲任院长，工学院的课程设置极具特色，例如，清华工学院一年级的国文与外文课比其他学校多得多，学院各系专业的课程也有部分交叉。这些都是梅贻琦等人的想法，认为大学生应该有极完美的“常识”。

除此之外，作为社会精英，只在知识结构方面有优势依然不够，梅贻琦认为品德修养、意志情操也需要十分出色才行，一个优秀的学生必须是一个“通才”。

（1947年4月27日，清华大学36周年校庆，梅贻琦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原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原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的合影。）

梅贻琦先生自1909年被遴选为首届庚款留美生后，就与清华结缘。1915年起担任清华教职，一生服务清华长达47年（北京清华大学和新竹清华大学）。有人说，他代表了一代斯文。

1940年9月，在昆明的清华师生和校友为梅贻琦先生服务母校25周年举行了一次公祝会。梅贻琦在公祝会上答辞，其中一段说：

“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退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停。”

这就是梅贻琦，作为教育人的这份坚守与笃行，点燃了当时无数师生内心的希望，鼓励着一代学子砥砺前行。

斯人已逝，思想犹存，56年后的今天，梅校长的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激励教育人鼓足勇气，无畏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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