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说了这本《四夷居中国》的前半部分（没看的赶快去补一下），做好了准备，现在重点来了。

先来看西周的例子。到了西周最后一任君主周幽王的时候，周朝的对外用兵日益频繁，对于战马的需求也日益旺盛，导致对于西戎的物质索取超出了后者能够承受的限度，于是西戎不断入侵，周朝的西部边疆不断告警。这个故事的重点是周幽王上演了“烽火戏诸侯”的戏码，最后西戎的一支，也就是犬戎攻进西周的国都镐京，西周也就灭亡了。

西周为了马这种关键性的战略资源，对西戎过度索取，最终导致西戎的反叛和西周内部的坍塌。西周灭亡以后，周平王把国都迁到东边的洛邑，这就是著名的“平王东迁”，历史进入东周时期。

颇有意思的是，犬戎虽然灭亡了西周，但最终的获益者并不是犬戎，而是与西周物质交换最为频繁的秦人。与周朝的物质交换，使得秦人接受了周人的生产方式，开始从事农耕。秦人的数量逐渐繁衍，并且接受了周人的文化和组织方式，成为一支潜在的强大力量。

犬戎的入侵为秦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西周向秦人许诺，如果秦人能够打败入侵的犬戎，收复关中，那么关中就归秦人所有。于是秦人就开始大批东进，进入曾经属于西周的渭河流域，打败了犬戎，占据了这片土地，同时也驱使犬戎被迫东迁。秦人在渭河流域生根发芽，休养生息，这是他们从边缘走向中心的第一步，也是日后统一中国的前奏。

其实，西周自己也曾走过类似的历程。周人原本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农耕部族，而是陇西岐山地区中的半游牧半农耕部族，拥有丰富的马匹资源，这种资源恰恰是商朝所渴望获得的。商纣王曾经软禁过周文王姬昌，当时一个归顺了周人的部族为了营救姬昌，向商纣王献上了美女、马匹和战车。后人多以为是美女起了关键作用，但从商朝对马匹的渴望来看，马匹和战车可能才是姬昌得以获释的关键。

获释后的姬昌被商朝授予看守西部边疆的权力，并且以马匹为主要交易品，与商朝保持了长期的物质交换关系。这与后来秦人和周人的关系如出一辙。来自商朝的剩余产品使得周人人数不断增加，并且向东扩展势力，商朝的金属农具等技术成果也不断被周人所掌握。周人的势力扩张到一定程度以后，和商朝的决战也就在所难免了。终于，商纣王在东征淮夷，也就是淮河沿岸的族群以后，国都朝歌出现前所未有的空虚。周武王姬发抓住这个时机，于是成就了武王伐纣的传奇故事。

我们再来看明朝和女真的例子，明末时期，关外的女真人是怎样和明朝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最终还打进山海关取而代之的。

前面说到明朝和女真在关外进行贸易，当时还是一派其乐融融的场景，为什么后来女真和明朝反目成仇了呢？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女真用来和明朝交换的产品中，没有一样是农业经济的产物，而全都是渔猎和采集的成果。明朝鼓励女真拿这些产品来和自己交换，反而促进了女真人开始偏离农业社会的发展轨道，对农业生产不感兴趣，而专注于渔猎和采集，经济结构也就越来越畸形。

还有一个更为意外的结果，女真人原本是分散居住在关外各地的，明朝在关外设置了马市之后，女真人也就越来越多地集中居住在贸易通道的两侧，为了争夺贸易带来的财富，某些女真部落的酋长就建立了自己的武装，互相角逐。明朝为了节省自己的军事开支，也乐于通过授权的方式，授权某些酋长进行自治管理。

明朝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进一步促使军事权力和贸易利润集中到少数有能力的女真酋长手中。当时女真有一个首领叫做王台，手下已经有了上万人，这对于明朝而言，显然不是什么好消息。而且，王台手下还有一个首领叫做觉昌安，他有一个孙子，叫做努尔哈赤。

你看，本来是正常的贸易，却生出这么多问题。而且历史进入十七世纪以后，随着小冰期的到来，气候日益干旱。明朝和女真都开始面临粮食短缺的问题。明朝这边粮食短缺，引起购买力的下降，对关外人参的需求也就随之下降了，毕竟人参不能当饭吃。女真那边粮食短缺，人参又失去了买主，就只能不断通过武力，想要冲进关内，抢夺物资。到了1644年，当饥饿的农民组成的起义军来到北京城下的时候，关外饥饿的女真人也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山海关。

故事的结局，我们已经知道了。你看，秦人、周人和女真人的这三个例子，是不是惊人地相似。

在此我们做一个小结。处于关键通道上的边缘人群，通过与中原王朝的物质交换，获得了中原王朝的剩余产品、先进技术和组织方式，逐渐强大起来，并且获得中原王朝的授权，为其守卫边疆。而中原王朝为了支付这种不断上升的成本，实力却在相对减弱。一旦遇上时机，比如中原王朝发生内乱，边缘人群也就有可能取而代之，实现“边缘征服中心”的逆袭。

作者提出的这个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下面我们要把它放到更广阔的世界，放到东亚大陆的三大板块当中去看，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历史问题都得到了解释。比如这两个问题：东汉末年，董卓的西凉军团是如何崛起的；鲜卑民族又是如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一股重要的势力的。

作者运用他的理论，给出了一个类似的解释。秦汉时期的中原王朝，都面临着来自北方匈奴的威胁。这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本质上也是太平洋板块和西伯利亚地台板块之间的矛盾。我们都知道，为了防御和打击匈奴，秦汉两代的帝王们都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秦汉两代中原王朝应对游牧民族的手段，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秦始皇的做法。他为了防御匈奴，建造长城，直接动员大量人力戍边，迅速耗尽了大量剩余产品，这成为秦朝迅速崩溃的原因之一。第二类是汉武帝的做法，他吸取秦始皇的教训，在西北边境进行屯田，减少了食物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以支持他对匈奴的军事打击行动，成功逼迫匈奴逃往漠北。

但在匈奴逃往漠北以后，汉朝与匈奴的空间距离再次变得遥远，汉朝对匈奴的战争也出现了耗尽国力的趋势，以至于汉武帝在晚年幡然醒悟，下罪己诏，宣布休养生息。然而，逃往漠北的匈奴仍在不断地消耗汉朝的国力，以至于王莽宣布要厉行节俭的时候，能够获得百姓们的一致拥戴。

第三类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做法。东汉建国之际，匈奴卷土重来。东汉与匈奴的几次冲突，使东汉出现了新的财政危机。这时，大臣班彪，也就是《汉书》作者班固的父亲，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对匈奴策略。这个策略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叫做“不劳师而币加”，说白了就是汉朝不必自己出兵，而是花钱收买其他族群来对付匈奴。收买哪个族群呢？主要就是河西走廊附近的羌人，和蒙古高原东部的乌桓以及鲜卑。这两个族群一西一东，刚好把匈奴围在中间。

在班彪的建议之下，光武帝设置了护羌校尉和护乌桓校尉，对羌人、乌桓和鲜卑进行管理，向他们的首领赐予官职，还定期给予经济上的资助。于是羌人、乌桓和鲜卑就暂时成为了东汉的雇佣军，协助东汉攻打匈奴。

公元89年，是东汉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车骑将军窦宪率军出击北匈奴，东汉方面的兵力构成中，羌人、乌桓和鲜卑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据作者统计，东汉自身的兵力与外族雇佣军的兵力之比，达到了惊人的1:5。

这一战最后大获全胜，北匈奴投降者达二十余万人，其余向西逃走。东汉看似一举扫除了边患，实际上却埋下了更大的祸根。因为每年给这些外族雇佣军的赏赐，已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光是给鲜卑的资助，东汉的青州和徐州每年就要拿出两亿七千万钱。这些流往外族的物资，帮助他们发展壮大。而且在北匈奴逃走以后，鲜卑占据了他们的地盘，人口繁衍，日益强盛，事实上成为了第二个匈奴。

与此同时，河西走廊一带的羌人，因为长期协助东汉作战，形成了职业军人的传统，成为一个强大的军事组织。匈奴走后，日益强大的鲜卑和羌人，越来越不像东汉的雇佣军，而像是两个更为可怕的敌人。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又开始向似曾相识的方向发展，只等出现一个新的历史契机。终于，东汉由于长期供养外族雇佣兵引起的国库空虚，以及地方官员的腐败，而爆发了黄巾起义。西凉军阀董卓率领着他那支羌人和汉人混合的军队趁机崛起，一度占据了京师，掌握了最高权力。而在后来的西晋灭亡以后，鲜卑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一支力量，他们进入中原，建立了一系列政权。曾经统一中国北方的北魏和北周，都是鲜卑人建立的王朝。甚至隋朝和唐朝，也和鲜卑人摆脱不了联系。

这个故事和此前的周人、秦人的坐大，以及此后女真人的崛起，看上去是那么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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