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入关之初，根本就没拿中原百姓当人，这一点在他们制定的《投充法》《逃人法》中就能看得出来。这两个所谓的“法”是都编进了《大清律》的，就不多介绍了，只用一句话就能证明这两部律条有多可恶：连讲清史的中学教师和挨耳光的专家都说它们是清初六大弊政之一，其余的四大弊政分别是圈地令、剃发令、禁关令和屠城。但就是这样两部严刑酷法，有三个汉臣提出应该废止的时候，还被顺治皇帝福临怒斥：“你们这是想让我们满人受穷挨饿吗！”那三个汉臣一个被贬官，两个被流放至死，《投充法》《逃人法》直到雍正废除贱籍之后，才成了一纸空文，名存实亡了。

在清初六大弊政中，屠城最广为人知，除了扬州嘉定，还有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常熟之屠、苏州之屠、海宁之屠、广州之屠、赣州之屠、湘潭之屠、大同之屠、四川之屠，其中四川之屠甩锅给了张献忠。关于四川之屠甩锅给张献忠，不是本文讨论的话题，简单引用清朝皇帝官员自己的话就行了。顺治六年刑科给事中陈调元奏折中说清军入川，“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清世宗实录》雍正七年九月：“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遗之叹。此天下人所共知。”顺治四年（1647年）十二月，《署四川川南叙府总兵马化豹塘报》中说：“战守叙府（宜宾）已八个月，所部官兵俱将骡马宰吃，日逐禀泣，难堪度日。凡捉获贼徒，未奉职令正法，三军即争剐相食。本职若敢妄言，难泯官兵之口。”

能够被“清人”列入六大弊政，跟屠城划等号的《投充法》《逃人法》有多严酷，就可想而知了。翻开《大清律》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规定：允许八旗官民招收贫民役使；主人可以随意买卖、赠送甚至杀死投充（包括掳掠）而来的仆役们；仆役逃跑被捉，鞭一百之后归还原主；窝藏逃跑奴仆的人，本人处死，财产没收。

之所以有这样的奇葩规定，因为八旗贵胄认为奴仆是一种财富，杀了挺可惜的，但是《逃人法》规定那个奴仆跑到谁家谁倒霉，实际也是“广开财源”，因为除了收留逃仆的主人要被斩首，邻居和地方官也得连坐，逃一个、抓一个、杀一个，其后就是数量更多的人变成了奴仆。这种滚雪球的买卖，冰天雪地出来的多尔衮顺治们轻车熟路——大家不要以为顺治有过出家的念头，就是老虎挂念珠之后不吃人了，事实是他挂上念珠之后胃口更大了。

顺治十二年，也就是就是1655年，多尔衮已经变成灰五年了，福临正式亲政也有些日子了，当时的汉臣们看着年轻的福临每天挂着念珠哼哼唧唧，以为这是个心怀仁慈的主儿，就开始上书请求废除《投充法》和《逃人法》，这其中公推的三个领头人分别叫魏琯、赵开心、李裀。 大理寺卿、兵部督捕右侍郎魏琯和迁户部侍郎赵开心都是大明崇祯年间的进士（魏琯还进了《贰臣传》），给事中李裀是顺治六年举人。他们在奏折中先是赞扬了一通顺治：“皇上为中国主，其视天下皆为一家。”然后开始力陈投充逃人两法的弊端：“立法过重，株连太多，使海内无贫富良贱，皆惴惴莫必旦夕之命。”“妇女躅踯於郊原，老稚僵仆於沟壑。”“逃人至再，罪止鞭百，而窝逃犹论斩，籍人口、财产给本主。与叛逆无异，非法之平。”向顺治皇帝建议：“请暂宽隐匿逃人之罪，以免株连，俾流民得邀抚辑。”

但是挂着念珠的顺治是怎么回答的呢？顺治的回答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咱们还是来看看所谓的“上谕”吧：“逃人之多，因有隐匿者，故立法不得不严，何谓株连？”“（魏琯等人）偏护汉人，欲令满（原文有个洲字）困苦，谋国不忠，莫为此甚！”这话说白了，就是“我们就靠着这个发财呢，你要废止这两法，是想让我们受穷挨饿呀？”愤怒的顺治连念珠也不捻了，下令把魏琯等人交给“王大臣”们论罪。这“王大臣”都是八旗贵胄、投充逃人两法的受益者，自然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于是他们很快就拿出了处理结果：被顺治“责其市恩”的魏琯“巧宽逃禁，当坐绞”（后来被流放辽阳致死）；顺治一句“开心沽誉”，赵开心就连降数级成了太仆寺寺丞；李裀“情由可恶，当论死”，即使不处死，也要杖责之后流放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后被流放到与宁古塔、卜魁并为三大残酷流放地的尚阳堡，一年后去世）。

这篇文章很枯燥，但却是连《清史稿》的编纂者都认可的事实，在《卷二百四十四列传三十一》里，也遮遮掩掩地记载了这三个人因上奏而被免官降级乃至流放。这时候我们不禁要想：后金也好，清朝也罢，他们的祖上都是属于大明建州卫，努尔哈赤的老爹、爷爷、外公都当过建州卫指挥使，为什么打着“为君父报仇”的旗号入主中原后，没有继承明朝发展经济的传统，反而还要实行他们的奴隶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