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商王国时期的国家，是一种方国与方国的联合体。有的学者把这种联合体称为“方国联盟”。商朝实行的是一种内外服制的制度，这种制度是由原始社会后期部落联盟所演变而来。所谓“内服”就是殷人自己管自己的大本营，“外服”就是殷人武力征服下的附属部落和城邦。

很多人把夏商周与汉隋唐宋明这样继承性的王朝混为一谈，这很明显是错误的。夏商周都是互相并存、对立的古国，他们是古中国不同时间段的一个代表，轮流做了“已知世界”成百上千个古邦国中的“盟主”而已。

两千年以前，中国可不止只有黄河中游“华夏”这么璀璨的文明。黄河上游的羌；下游的夷；长江上游的巴蜀；中游的荆楚；下游的吴越，这些都是平行于华夏的文明。

在巴蜀文明诞生地----四川，挖掘出的三星堆遗址，竟然发现了古蜀国的文明程度不亚于黄河中游的华夏文明，有些方面还更为进步。最让人惊讶的是，吴越地区的良渚文明，在夏王朝诞生之前，良渚古城已被大洪水淹没五百年多年。

显而易见，华夏文明是这块神州最走运的文明，但却不一定是中国最早的文明。

当时的古中国大地上，多数古国和部落，原本就存在着，甚至有很多比“夏”更早出现。他们的关系，不是谁是谁的行省，而是各有自己的源头和发展序列，自成体系，独具特点，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状态。

那些臣服于夏商的部族，大多是迫于武力征服才承认夏商为中心。在商代数百年时间里，商王以强大的军事武力，四处扩张，引起各方部落的强烈反抗，周武伐商时就有十几个氏族和方国响应起来。

不同于商国的内外服制，周的统治者创立了更高明的封邦建国制度。周天子灭殷商，把姬姓宗亲，分配到天下各地广建“子国”，诸如鲁国、晋国等。“子国”巩固“母国”的绝对权威，周王拥有了商王对部分诸侯所没有的任免权和调遣权，避免如商国亡前四面楚歌的尴尬境地。

对于其他非姬姓宗亲的有功之臣，或者其他方国“小弟”，周天子也慷慨地以契约的形式，按功劳瓜分天下。周王封个爵，划块地，诸侯们带着“名正言顺”的天子号令，领自己的族人迁徙过去跟当地土著野人抢底盘，在当地建城立国宣誓“主权”。其中姜子牙所建立的齐国，就因为与古莱国挨得太近，两国就领土争端进行长达数百年的对持。

不只是王公名臣，不少服从于周的落后部落，也都有建城立国的机会。周甚至还把殷商遗族分封为殷、宋等国，并且帮助一些被殷人所灭的古国复国，前提是这些受助者，要尊周国为天下共主，中央之国，这种做法得到了当时各部族的信服和敬重。

周国分封制，不再以部族集团首领为地方统治者，而是由等级分明的宗法制度为结构。天子封国于诸侯，诸侯封邑于卿大夫，卿大夫封乡于士，一层一层互相负责，并且受周国所承认和支配，天下以宗主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由四周拱卫。

商王用甲骨文沟通神明，记录历史。而周天子以青铜礼器，加铸铭文与天下各部族订下盟约，这套契约差不多就是“一面列国当中有冲突，天子出面调停；一面天子威严受到侵犯，诸侯捍卫天子，并讨伐忤逆者。”周国利用这套封建制度，维持了长达八百年的王朝。

据有些史学家质疑，商王帝辛虽有穷兵黩武之嫌，但也并非昏庸之人。据考证，殷商一直都处于鼎盛时期，种种负面记载，都是因为殷商的贵族们不满帝辛启用奴隶，破坏贵族的利益，所以勾结周人带着私人恩怨强加污蔑，

三千年前的周国，也不过是给殷商进贡谷物的西方小王国，乘着殷商王国主力用兵东南征伐夷人，才乘机和殷商反叛贵族里应外合，联结其他盟国乘虚而入，剿了殷商的老巢。

周还有一个高明的手段是商所不及，商国本是带有一丝神权色彩的国家，王权兼神权来行驶权利。而周王为了合理的支配诸夏，直接自称天子，即“天帝之子，君权神授”。使得中华文明的政教合一，再无神权。

起初周天子的权利不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的王，就是指周国国王。出土的青铜祭器“何尊”上，有铭文“宅兹中国”，意思是“此地（周王都）作为天下的中心”。

这就是“中国”一词目前最早的记载。

西周初期的诸侯国领土很小，大多封国只是小小的一座城邑。东周开始，天子威严不再，列国互相吞并，强国的疆城逐渐膨胀，各诸侯大国才在有一定规模的领土上建都，并渐渐成为和周王室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

历经春秋数百年的兼并斗争，周王国开始衰弱，名义上是宗主之国，实际上周王能管的也就周国本土那一亩三分地了。其后晋国分裂，赵韩魏争先独立，战国时代开始，天下从成百上千的小邦国整合为十多个大实体国家，最终七大强国相继称王。周国彻底丧失所有支配力，成为可有可无的小国，直到被中原文明认为野蛮的秦人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