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头变幻大王旗”“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离乱年代，蒋百里对各路军阀的你争我夺多做壁上观，与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曹锟等军阀头子素无交往，对他们不抱好感，其中奉系的张作霖更是他心目中的“国贼”，必去之而后快。蒋百里之所以放弃超然的立场，与吴佩孚交往，即与反奉有关。

蒋百里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生于1874年4月。他出生前一天，父亲吴可成梦见明代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戚继光来到家中。次日，儿子降生，吴可成振奋异常，料定此儿是戚继光再世，将来必能大有作为，光耀吴氏门庭。戚继光也是山东蓬莱人，曾率“戚家军”将骚扰我国东南沿海的倭寇杀得人仰马翻，片甲不留，建立了千秋功业。

吴佩孚

戚继光号佩玉，吴可成便以佩为名，以玉为字，给儿子取名佩孚，字子玉。

然而，薄命的吴可成没有等到儿子功成名就、光宗耀祖的那一天，就害病去世了，当时吴佩孚只有14岁。母亲带着吴佩孚和弟弟吴文孚艰难度日。吴佩孚贫而不忘读书，苦而不忘父训，他一边在水师营当学兵赚钱养家，一边跟随蓬莱宿儒李丕森刻苦钻研四书五经，准备将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1896年，22岁的吴佩孚应登州府院试，以第三名高中秀才，既得了功名，也得了做官的进身初阶。然而，就在他春风得意之际，他却因事得罪了当地官绅。为了避祸，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天津投了袁世凯的北洋军，开始了刀光剑影的戎马生涯。

由于吴佩孚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加上为人诚实耿介，作风勇猛顽强，很快便在普通士兵中脱颖而出，连连晋升。1906年他升为新军第三镇管带(营长)。第三镇是袁世凯的嫡系部队之一，先后由段祺瑞、凤山和曹锟任统制。吴佩孚是由段祺瑞提拔为管带的，但段、吴关系始终不很融洽，后来直、皖分野，吴佩孚成为倒段祺瑞的关键人物，恐怕是段祺瑞始料不及的。凤山是汉军镶白旗人，本姓刘，也是一员悍将，他接替段祺瑞任统制后，奉命率第三镇由保定移驻吉林长春。凤山因不习惯关外生活，请求内调，1911年被任为广州将军。他从北京动身赴任时，武昌起义已经爆发，亲朋好友均劝他不要南下，但他不听，兼程赴粤，在广州被革命党人李沛基用炸弹炸死。曹锟是个庸碌无能之辈，但他颇能礼贤下士，对吴佩孚的才能十分激赏，倚之为心腹股肱，吴则以“士为知己者死”为宗旨，全力辅佐曹，两人结成生死之交，在民国年间的政治和军事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吴佩孚在曹锟的提拔下，由营长而团长、旅长，成为第三师的骨干将领。后来曹锟做了直隶督军，吴佩孚升任第三师师长，率军东征西战，屡建战功，赢得了“长胜将军”的名声。

1918年8月21日，吴佩孚在湖南衡阳发表主和通电，公然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呼吁国内息争御侮，希望文官不贪污卖国，武将不争夺地盘，他自己则公开提出四大自律：今生今世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吴佩孚的通电像一颗惊雷，引起了世人对他的关注，他也因此脱颖而出，成为直系军阀中的后起之秀，经常以师长身份对国家的内政外交发表主张。1920年5月，吴佩孚从湖南撤军北上，直皖矛盾更加激化，双方剑拔弩张，必欲消灭对方而后快。7月，直皖大战爆发，曹锟、吴佩孚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协助下，一举击败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使他声望更隆，如日中天。

段祺瑞

吴佩孚重礼义，尚气节，不贪财，不好色，虽然身上不乏旧军人的种种弱点，但在一片乌烟瘴气的军阀时代，的确是一个特殊的角色，在国人中拥有较好的口碑。他时时不忘息内争，御外侮，尤其对强邻日本抱有高度警惕。直皖战争结束后，他升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仍兼第三师师长。他率部南下，屯兵洛阳，埋头练兵。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蒋百里和吴佩孚这两位秀才将军只是互闻其名，未见其人。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少年丧父，苦读成才，由秀才文士改而投笔从戎，品行耿介，崇尚民族气节等等。所不同的是，蒋百里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吴佩孚则是在枪林弹雨中从普通士兵一步一步晋升为孚威将军的传奇人物。他们都期待着有一个见面倾谈的机会。

吴佩孚屯兵洛阳时，河南籍的国会议员王敬芳前去拜访。王是河南福中煤矿公司的经理，兼任上海中国公学的校长。他热心文化事业，与梁启超和蒋百里等人过从甚密，经常捐款资助他们的文化活动。他在与吴佩孚谈话时提到了蒋百里先生。吴佩孚对蒋百里的学问和为人大加赞扬，说了许多仰慕的话。后来王敬芳将这次会面的情况转告蒋百里，给蒋百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杜继东：《蒋百里传》，中华书局，2018年版）

作者简介：杜继东，1966年生，甘肃省永昌县人。历史学博士，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科研处处长。从事台湾史、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 编辑：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硕士研究生谢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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