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起兵时，虽然号称“反清复明”，但却无法掩饰其称王割据的野心，到头来，只能是食言自肥。

吴三桂反清时，曾集众人议举兵之名，部将刘茂遐提出：

“明亡未久，人心思旧，宜立明后奉以东征，老臣宿将无不愿为前驱矣。”可是，深知吾三桂为人的方光琛坚决反对，他说：“出关乞师力不足也，此尚可解，至明永历已窜蛮夷，必擒而杀之，此不可解矣。今以王兵力恢复明土甚易，但不知功成之后，果能从赤松子游乎？事势所迫，万不能终守臣节，篦子坡之事可一行之，又再行之乎？”

这一番话道出吴三桂的心病，动其心弦。吴三桂无意复明，谒明陵，祭永历，乃至蓄发易衣冠，都是哗众取宠、收揽人心之举。因而，“三桂听之悚然，遂不用茂遐策”。可是，出师不能无名，于是，他命人炮制了一篇文字巧饰的《反清檄文》，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亡明遗臣。然而不久后，便以“周王”自称，在他以“周王”名义发布的“升授”文告中，不仅绝口不提反清复明，甚至连兴汉、恢复中华也极少提及。

以遗明代表自居的郑经，虽对吴三桂约其出兵表示“雀跃”，却不免持有很多疑虑。

郑经复信吴三桂曰：

“既庆朝廷之光复，又喜所怀之不谬，故献一言：自古成天下之大业，必先建天下之大义，以殿下之忠贞，而择立先帝之苗裔，则足以号召人心，而感奋忠义。不佞所以区区道及，亦欲依日月之末光，早建匡复之业。”

吴三桂为了取得郑经的支持，遣礼曹钱黯赉书往台湾，解释不复故明而称“周”的理由。书曰：

“先朝盛德，何日忘之，然藉拥戴以呼召人心，乃草创故智，不慎于始，后必终凶。项氏之于义帝、诸刘之于更始，可鉴也。使大势既定，亲贤自不乏人，与天下公议之，一德同心，宣化之例，何必逊古人耶。倡义除暴，首当削号，故改为‘周’。且列国即位改元，春秋正例，师古正名，窃附斯义耳。”

上图郑经画像

在这里，吴三桂对其无意复明，已不再做任何掩饰，承认，初倡复明，不过是行“草创故智”，“藉拥戴以呼召人心”。并以亲贤自居，把称“周”改号，比为“春秋正例”，已暴露了他欲称帝自为的个人野心。故郑经闻言，大为感叹，曰：“吴藩萌念已差，不但不能取信天下、号召英雄，实为后世羞耳。”

由吴三桂与郑经之间的书信往来可以看出，郑经出兵助吴，志在复明，即如旧时文人所言“郑王虽偏守台湾，而尊王朔，志存继主，忠孝凛然。”而吴三桂约郑经出兵，则是要郑经助他打天下。因而，他们虽然同为反清，却是目的各异，同床异梦。

耿精忠亦是如此。

他既不奉明为正朔，也不从吴尊周王，而独树一帜，书“甲寅”年号，铸“裕民通宝”为币，以充兵用，“不遵者斩”，并且与吴周一样设立六曹官制。因而，有人说：

“耿王自三月十五日建旗之后，颁发谕示，俱称敕旨。既用黄绫，从不遵及大明正统，既已无旧主之念，何以服兆姓之心。”

耿精忠势力分崩离析，迅速解体亦是必然的。郑、耿交恶之后，吴三桂遣礼曹钱黯至福建为二人和解。然而，由于吴三桂自身名义不扬，和解甚是无力，郑将刘国轩嗤之说：“吾家在海外数十年，称奉明号，今吴号称周，耿称甲寅，是以来攻尔两家。若归正朔，吾不难进镇江、上南京，否则尔两家皆吾敌国也。”

由此看来，三藩的失败，与郑经无关。郑氏的政治理念和操守使他拒绝与三藩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