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专制时期，缺乏独立的个性价值观，人权意识得不到尊重，文人所遭受的精神苦难是难以言表的。而且，作为社会的良知和道德体系的维护者与践行者，他们还要比常人忍受更多的精神痛苦。

因此，中国古代文人身上，常常存在着悲苦的体验和忧患的意识。正是这样一种境遇与生存状态，催发了文学史上不平则鸣和发愤著书的传统。不平则鸣和发愤著书，毕竟还有表达的渠道，有“鸣”和“著”的权利；若是连这些权利也被剥夺，那么文人只好向酒一一这精神上最后的避风港去寻求慰藉了。

以魏晋时期为例，文人对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尚心有余悸，又遭受着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一大批名士因言得祸，失掉性命，可以说，这是一个政治上极其黑暗的时代。文人拥有睿智的大脑和伶俐的口才，却手无寸铁，在强权面前，他们的思接千古、游心太玄，无异于站在刀尖上跳舞。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许多文人都与酒空前亲密起来。

如果说自由的禁锢和尊严的践踏给文人带来深切的痛苦的话，那么，思想的扼杀和道德的扭曲无异让文人在精神上更加难于承受。中国历史上，无数“乡原”掌握着社会政权，借礼法之名，行苟且之事，将孔子所建立的道德体系一一以赤子之心为真精神的“仁”一一破坏殆尽。

这种信仰被毁坏的痛苦，对于文人们来说尤在自由的禁锢和尊严的践踏之上。于是，文人们又将目光投向了酒。他们借饮酒来逃避世俗与解脱苦闷，只有在醉中，才彻底不顾及被统治者所利用的虚伪的礼法，文人以佯狂醉乡来反抗桎梏性灵的礼法与世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情感发掘人生的意义。

作为生活在封建社会底层的一个文人，蒲松龄在人生的大部分时期内，精神上也承受着巨大的苦闷。这些苦闷主要来源于科场失意和久客思乡，还有对耳闻目睹的种种黑暗社会现实的愤慈。在很长时间内，蒲松龄经常沉迷于醉乡，以酣醉来消解痛苦，所谓“愁人拟向醉乡逃”(《独酌》)。

这种情形，在蒲松龄的诗词中常能看到，例如《斋中与希梅薄饮》：“直将卯后三杯酒，洗却胸头万斛尘。”《沁园春·秋怀》：“无聊处，借一卮醇酒，灌破愁城。”

《聊斋志异》中有一系列的“狂生”形象，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身为文人，都佯狂醉乡、放浪形骸；从他们身上，能明显地看到《世说新语》中嵇、阮等名士影子。例如卷六《冷生》中的冷生，本就是个性格张扬的人物，结果巡查的学使因为他不守规矩，罢黜了他的功名，“从此佯狂诗酒。著有《颠草》四卷，超拔可诵。”

卷七《鬼令》中的展先生：“教谕展先生，洒脱有名士风。然酒狂不持仪节，每醉归，辄驰马殿阶。阶上多古柏。一口纵马入，触树头裂，自言：‘子路怒我无礼，击脑破矣！’中夜遂卒。”卷八《狂生》中的狂生：“济宁有狂生某，善饮；家无儋石，而得钱辄沽，殊不以穷厄为意。”

此外，卷二《陆判》中的朱尔旦、卷二《酒友》中的车生、卷十一《黄英》中的陶生，身上都有这种名士之风。他们的“狂”，并非是真狂，而是不得已地与世俗的对立或对现实不公的抗议；他们的沉迷醉中，也是借酣醉来逃避世俗与解脱苦闷。

《世说新语·任诞》中，王光禄云：“酒，正使人人自远。”这里的“自远”，是文人借酣醉来体验自由、在酣醉中寻找心灵本真的过程。文人在醉境中追求内心的放松、人格的完整，以期获得回归自然的状态，进而追求与生命本体的融合一一酒与心灵的本真便联系在一起了。

在“自远”这个境界上，最具代表性的文人当属东晋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与同时代的文人一样，也遭受着难以逃避的苦闷；但是他却并没有以嵇阮那样不羁的言行和狂放的饮酒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在境界上，陶渊明显然是高出同时代其他人一筹的。

以其《饮酒》诗第五首为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心远地自偏”岂不是庄子“醉者神全”观念中“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的基本写照吗?“悠然见南山”岂不是内心中纯粹的淡然吗?“欲辨已忘言”岂不是嵇阮等前人毕生也难以企及的“无我”境界吗？

因此，陶渊明的饮酒，并不是苦难和抑郁所逼迫他去饮，而是将苦难和抑郁咀嚼了、消解了，在一种淡然的心境中，不带有任何目的地去饮酒。酒之于陶渊明，既不是什么避祸的手段，也不是提供酣醉以神游天地的工具，而是在无我境界中遨游的精神伴侣。

陶渊明之饮酒，已无所谓醉与不醉了。诗人在东篱下偶然抬起头来，目光恰与南山相会，那一刻，诗人所处的是一个纯然平和、物我两忘的“无我”心境，至于有没有喝醉，又有什么关系呢?

中国自上古时代就有隐士，但直到陶渊明，才真正开启了隐士的风流。这种风流在陶渊明身后的千百年中，为无数隐与不隐的文人提供着借鉴和慰藉，同时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文人寄情于酒，以酒为精神伴侣，融归自然与追求心灵的本真。陶渊明饮酒的自远，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但我们愿意看到这种模仿，它为中国历史的杀伐气息与名利气息中，增加了一股清醇的酒香。

在蒲松龄后期的饮酒诗中，也大致显现出心境从佯狂到淡然的变化。七十岁撤帐归家之后，蒲松龄终于享受到了久违的天伦之乐，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的命运看开了。年过花甲的蒲松龄，终于解开了科举这个心头最大的纠结，心境淡然了许多。这时蒲松龄的饮酒，就纯粹是为饮酒而饮酒，不带有任何其他的目的性。

蒲松龄这一时期的饮酒诗中，也常常表现出淡然的意境，如《闲居》：“腊尽家家黄蔓酒，春初处处白梅花。”《暮饮》：“酩酊睡初觉，新月始平西。”《大雪连朝》：“急烧榾柮喂新酒，为问梅花几多开？”虽然蒲松龄远远没有达到那种物我两忘的“无我”境界，但他的平和淡然、敬天知命，他饮酒时的无欲无求、随意随性，已比较接近自远的饮酒精神。

蒲松龄在创作《聊斋志异》时，对文人的这种自远的饮酒精神也有所体现。《聊斋志异》中同样也能看到一些“达士”的形象，他们与“狂生”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并非没有愤慈，但达观的精神境界使他们并不以此为意，也不以狂放和酣醉来作为表达，而是淡然处之，用蒲松龄的诗来形容就是：“得意林泉时载酒，适情鱼鸟尽忘机。”(《题唐太史借鸽楼》)

卷一《考城隍》中的秀才张某，“秀才握手，送诸郊野，自言长山张某。以诗赠别，都忘其词，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烛无灯夜自明’之句。”故事中并没有对张某的形象进行描写，但单凭他“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烛无灯夜自明”这句诗中所表达的境界，我们就可以想见他的风采。诗尤如此，而况人乎？

此外，卷二《海公子》中独自一人驾舟载酒前往东海古迹岛的张生亦是如此。同蒲松龄本人一样，这些“达人”，也并非真的能做到“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迕物而不慑”，但是从他们对生命与自然的体味中可以看出，他们饮酒并不为醉，而是追求一种融归自然的澹泊境界和追求心灵的本真。酒充当的不是通往精神世界的客观媒介，而是与精神世界融为一体，成为其中不可分离的一份子。

来稿/文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