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认定孔子为“素王”，则是水到渠成。王光松说得极好。他道：“在董氏这里，孔子由布衣一跃而为天命之王，其王者身份源自天任命，神圣无比，不容置疑。该身份不但解决了《春秋》学中自孟子而始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即孔子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行为的正当性问题，而且也解决了自孔子以来儒家德治理想的正当性问题——德治因孔子与天命之间的关联而获得了上天的担保。同那些历史上与现实中的王者不同，孔子是一特殊王者，因为上天所给予他的只是代天立言、为人世立法的素王之命，孔子因此而具有先知与立法者形象，孔子将其所体天意以特殊手法（‘微言大义’）书写于《春秋》中，这也就解决了儒生在新时代中的生存角色问题——儒生当接受特殊训练，由研读《春秋》获得天意而指导、辅助权力者实现理想之治。”

在这段话中，王光松指出了三个意义所在。一是解决了“孔子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行为的正当性问题”，二是“儒家德治理想的正当性问题”，三是“儒生在新时代中的生存角色问题”。事实上，还间接解决了汉朝开国者刘邦以布衣身份建国的正当性问题。试想，孔子乃一布衣，以有道、德，著一书，而被世人奉为“素王”，可谓民间之王，那么同为布衣的刘邦也能以建国之功勋成为帝王。

当然，董仲舒尊孔子为“素王”，确实解决了以上问题，而笔者以为，更为重要的是他以此来对抗汉代的君主专制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压力感，更多地争取知识分子的权益并充分体现他们自身的价值所在。干春松在其著作《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中说汉儒提出“素王”议题，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让儒学在大一统的社会格局建构中获得其价值观上的优先性，而且汉儒对“素王”之“王”的解读乃是“一种道德的吸引力，而非权诈之术”。笔者深以为然，由此更加证明孔子“素王”称号的提出实质上是以道德价值来批判和约束政治权力的一种方式。

孔子被冠以“素王”称号的原因

我们知道在秦国和秦朝，法家通过种种举措树立了君主和政府的权威，同时也逐渐瓦解道德和知识的权威，从而达到君王专制的目的。生活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王朝中的知识分子深切感受到随时可能面临的生存危机，在“伴君如伴虎”的恐惧之下，他们需要重新建构道德和知识的权威，以此来对抗或制衡君主和政府的权威。于是，孔子被推举出来。这就涉及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是“孔子”被冠以“素王”称号，而非其他人？原因在于：孔子乃道德与知识权威的完美结合者，非其他人可取而代之。我们可从两个方面论证：一是孔子除被自家弟子们所推崇、圣化外，其他诸子各派都认同，甚至推崇他；二是因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被后世公认为上古知识的传承者和伟大的教育者。

​孔子在诸子各派中的地位。孔子被他的弟子们推崇甚至圣化，这已经为大家所熟知。如孔子的学生子贡把孔子比喻为难以企及的日、月、天，他说：“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论语•子张》）孟子则假借孔子弟子有若之口说：“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这就把孔子抬到了最高圣人的地位。荀子亦言：“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一家的周道，举而用之，不蔽于成积也。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此不蔽之福也。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是故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荀子·解蔽篇》）

​同时，非儒家诸子在批判儒学的同时，却也常常提及孔子，无论是褒是贬，是将其道家化或者法家化，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是“孔子之名，如味精一般，为各家烹调其学说所用。先秦诸子中，唯孔子能为诸子全体认同，尽管认同的程度不一，广狭有别，难入孔门法眼，但仅认同之本身，就已使之超越诸子，在圣化的滚滚思潮和现实运动中脱颖而出。唯能为诸子全体所认同者，方能一诸子之说，执诸子思想之牛耳，成为集大成的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