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引用了大量的材料，数量之多，超过以往任何一部书学著作。在《原书》篇中，他不仅列举了中国古代史籍所记载的各种字体、书体，同时还将各种外国文字拿来与中国文字进行比较分析，视野十分开阔。清朝末年，古代碑版、墓志、造像等材料纷纷出土面世，康有为在北京时，遍观潘祖荫、盛昱等人的金石收藏，同时自己也购藏了一大批碑刻拓本。故其书中对南北朝碑刻列举、分析非常全面详细，凡稍有名气影响的石刻，几乎都有提及。

正如康氏所说:“今南北诸碑，多嘉、道以后新出土者。即吾今所见碑，亦多《金石萃编》所未见者。”正因为具备了资料丰富的条件，康有为才能对历代碑刻的风格特点进行具体细致的对比研究，从而将其划分成不同的流派和品列。此外，康有为还就其所见，对商、周、战国及秦汉金文的书法特点进行了列举和形容，这也是此前其他书学论著很少涉及的内容。 尽管《广艺舟双楫》有以上的特点和价值，然而也应该看到,由于康有为撰写此书时所处的特殊的心情及其思想、学术渊源，使得此书存在着极端化倾向和自相矛盾的地方。

康有为的思想、学术基础是理学、今文经学和西学的混合体。清代后期的理学和今文经学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是作为乾、嘉朴学的对立势力发展起来的，具有浓厚的经世致用色彩。特别是今文经学,不为训话考证所束缚，重在对“微言大义”的挖掘和发挥，借阐释古代圣贤之“微言”，宣扬自己的思想主张。因此，今文经学家的学术研究最后往往介人现实生活或政治问题，康有为也是如此。他撰写《广艺舟双楫》时，正是向皇帝上书不达、政治抱负遭受挫折的时候,思想极其苦恼，研究书法只是为了排遣郁闷、陶治心情，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将其欲革除旧制、变法图新的开宗立派思想寄托于其中。

他在同一时期所写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政治著作，更直接地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在破除对经典学说的迷信、创立自己的新体系方面,《广艺舟双楫》这部书学著作与《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政治著作是完全一致的。好在《广艺舟双楫》刊行后,很快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当时书坛上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康有为书学观点的人,都对此书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从其在短短的七年中就先后印刷了十八次这一事实上，足可以推见其在当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

清未民初书坛上碑派书法的繁荣鼎盛，与《广艺舟双楫》的号召推动有着很大的关系。清代中期以后，作为碑学理论和碑派书法的基础和支撑力量的金石学,其研究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和丰富。除钟鼎彝器和碑版石刻这两项大宗资料外，玺印、钱币、砖文、瓦当、镜鉴及玉器等也都在金石学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清末民初，随着好古、鉴藏风气的炽盛,收藏家们对古代遗物的搜集和辨别也越来越广泛和细致。这不仅使收藏鉴赏活动获得发展和普及，同时也促进了金石学研究范围的进一步拓展。

从这些可以看出，康有为在碑派书法上到底有多重要，也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康有为为当时的书坛作出多少让我们不知道的努力。相信很多书法家，对康有为所作所为都是让我们可以认可的，也是让我们去学习的。